文｜Jullien Gaer
就在两周前，帕特里克·瓦伦斯（Patrick Vallance）在“今日”节目中说，政府应对Covid-19疫情的策略是围绕群体免疫力的建立。这是控制传染病暴发的一种久经考验的方法：一旦足够大比例的人群具有某种形式的免疫力，无论这种免疫力是通过疫苗接种还是在疾病中幸存而获得，疾病就不可能再传播。群体免疫对天花有效，对麻疹也有效——至少直到反疫苗接种的人们决定行使他们的自由选择权而拒绝为自己或孩子接种疫苗的时候。
通过感染来获得群体免疫力的问题在于它是有代价的：也就是说，在第一次流行中（毫无疑问，Covid-19不是我们将忍受的唯一一次疫情爆发），疫情突发而且死亡率较高。当其他人群正在获得免疫力时，大量处于危险中的人将会死亡。这可能是为什么一旦群体免疫所暗示的现实一出现，这种声音就将被淹没。
另一种策略是中国所采取的，在较小规模上以色列也曾采取过。在中国，政府知道你在哪里，或更确切地说，在任何给定时间你的手机在哪里。它可以防止你参加聚会，可以了解你是否真的病了，或者只是度过无所事事的一天；它可以立即知道你是否已违反禁闭令，从而发送无人机来警示并当场惩诫。
1948年，以色列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使其能够应对刚建国后的战争。从那以后，紧急状态就一直存在。历史反复表明，牺牲自由，无论其原因多么高尚，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因此，从医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威权主义做法不一定是正确答案。
在医学上，通过严格的限制自由来对抗流行病与运用群体免疫适得其反。前者确保的是大多数幸存者都没有免疫力，因此下次面临疫情时的风险同样大。当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指望着用疫苗和其它疗法方面的进展来控制下一次流行。但当这种疾病再次发作时，几乎肯定的是还无法获得可用的疫苗。基于抗疟药物和抗生素的新疗法也需要在恰当的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因此，下一次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这样严格地限制自由，以应对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风险。
因此，哲学上的问题是，在与这种疾病作斗争时，我们想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最紧急情况，迄今已有很多文章谈到了这一问题。然后，当年有超过三千万人死于与法西斯意识形态作斗争，却很少有人会质疑那些斗争的公正性。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很自然地要求青年男女冒着生命危险捍卫我们的民主，更不要说要求他们为追求一些经常令人质疑的经济和殖民目标而这样做。这次面对Covid-19疫情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这些处于生命中最后三分之一时光的人将被要求承担最大的风险，而不是要求那些应该还拥有数十年生命的人去冒险。
我强烈怀疑群体免疫并未从政府紧急状况委员会的议程中消失。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当我们的儿孙沐浴在世界末日后闪耀的曙光中时，我希望他们所面对的社会与我所生活的这个大致相同，而不是像某些国家。
2020年3月29日
Herd immunity is the only way out of this impasse. Author: Jullien Gaer from The Telegra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