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春雨事件看学术成果的辨别
韩春雨事件有了最新进展。11月28日,刊登韩春雨论文的《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一位德国学者的通信文章,否认了韩技术的有效性。同时发表了“编辑部关注”,指出调查将于2017年1月底之前完成,届时将公布最新进展。
要谈此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韩春雨事件的发展脉络。
从“徐达吃蒸鹅而死”说起
近日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由一位明史专家讲朱元璋生平,我因本来就对明朝的历史感兴趣,以前还写过一些有关文章,便抽空收看了几集。其中有一集讲朱元璋屠戮功臣,忠心耿耿的徐达交出兵权后也没有逃脱其毒手。说是徐达得了背疽(后背长了一个大疮),朱元璋派人给他送来蒸鹅。徐达见了蒸鹅,满面流涕,告诉医生你们赶快逃跑,然后吃下去就死了。为什么?徐达知道背上长疮不能吃发物,这个蒸鹅是发的,一吃这个东西,病毒发出来这个人就死了。他明白了朱元璋还是要让他一死。让医生逃跑则是为了不让朱元璋把他们都杀了当替罪羊,说他们没给徐达治好病。
关于科普公益与商业的问答
本文为免费阅读文章。
心蛛,猫头鹰作者,核物理与粒子物理专业副研究员,同时关注行为心理学、自闭症等领域。
以问答形式整理一点个人关于科普的思考,与读者一起探讨。
- 科普应该免费吗?
科普不应该免费。
实际上,自古以来,科学知识的产生与传播都是很昂贵的。在古代,柏拉图学园、亚历山大图书馆等并不是普通平民或奴隶能够享用的。互联网时代能够得到的免费资源很多,但多数是盗版,这不是正常渠道。
看病还得面对面
求助于网络上的医生存在很大的风险。
网络诊病的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症状描述过于简略
诊断疾病有时候就像破案,人证、物证、作案动机、时间、地点、工具,一个也不能少。网络上很多医疗咨询只有一个简单的症状描述:我肚子疼怎么办?我的孩子发热怎么办?我最近吃不下饭怎么办?虽然这些症状90%以上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小毛病,但既然咨询者自己已经感觉被困扰到需要找人咨询了,至少说明他自己不敢确定这是否是无足轻重的小毛病,怀疑自己身体里有隐藏的“大案、要案”。既然是“大案、要案”,那么破案就可能有难度,要让医生隔着网络就诊断是极不现实的。
从秦始皇生父之谜说起
《史记》能让一般的人也读得津津有味的一个原因,是太史公很喜欢讲述一些奇闻异事。比如,按它的说法,秦始皇帝居然是个没有嬴家血统的私生子。据它说,吕不韦在赵国邯郸与一名美貌舞女(后人称为赵姬)同居,后者有了身孕。有一次吕不韦请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喝酒,子楚喜欢上了赵姬,向吕不韦索要。吕不韦先是大怒,后来考虑到已经破费了大笔家财结交子楚,于是就把赵姬献给了子楚。赵姬向子楚隐瞒了自己已怀孕一事。12个月后,在第二年的正月,赵姬逾期产下一子,被子楚立为夫人。这个小孩取名为政(“政”通“正”,表示是正月生的),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但汉朝的人认为嬴政其实是吕不韦与赵姬的私生子,所以干脆又把他叫做吕政。
后来的史家也都沿用这个说法(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到明朝时,有几位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或者是吕不韦编造出来保护自己的,或者是秦始皇的仇家捏造出来泄愤的。现代的史学家有的认为这个说法不可信,有的认为司马迁的记述不可能空穴来风,于是秦始皇生父是谁,就成了一个谜了。
网络付费医疗咨询值不值
目前很多互联网平台推出了网络付费医疗咨询服务,建立起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联系,病人无需进医院就能获得医疗咨询,医生也能用知识获得一定的报酬。
这种服务之所以叫做医疗咨询,而不是医疗诊治,是因为从当前和未来很长时间的医学及技术水平来看,这种方式无论如何也不能承担起传统意义上的诊疗功能;仅仅通过网络图文乃至电话语音诊治,存在很大的风险。比如上半年我担任住院总医师,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内科急症的会诊。会诊申请医生会提前在电话里介绍病人的情况,我则根据这些信息做一个判断,并据此拟出初步的处理计划。但是,这种初步判断或处理计划常常在见到病人后又要进行调整,因为正确的诊断需要对病人面对面观察及检查。因此,按照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咨询模式的特点,网络咨询无论如何不能达到当面诊断的效果,而且两者没有可比性。
怎样成为一代“神医”
近日电视上在宣传一名“神医”,专治截瘫、偏瘫,据说手到病除,原本意义上的手到病除:不打针不吃药,简单地用手揉揉,就能让患者活蹦乱跳。这是“神医”辈出的时代,国内媒体以前推出过不少“神医”,以后想必还会继续推出。其实“神医”并不神秘,只要悟出了其中的道道,人人皆可成为“神医”。
当“神医”的第一步,当然是要宣称专治被人们视为不治之症的大病。晚期癌症、截瘫之类就是“神医”最擅长的,也最保险,因为这种病的患者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治不好是正常的,不会被责怪,碰巧“治”好了一两个,就会引起轰动,就有了口碑。至于普通疾病则应该留给普通医生去治,治不好有损“神医”的威名,不屑去治。
美国人的他汀药物使用大幅增加,但在高危人群中的使用不理想
据网络版《美国医学会杂志-心脏病学》报告的一则研究披露,从2002年至2013年,在美国成年人中,他汀类药物的使用大幅增加,但在高危人群中的他汀类药物使用仍不理想,它在女性中、少数族裔中和无保险人群中的使用仍然持续存在着差异。这项研究的公布时间与它在2016年美国心脏病协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时间一致。
方舟子:好人和骗子的博弈
1950年,美国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在斯坦福大学给心理学家做报告时,讲了一个故事。警察在盗窃现场附近抓到了两名疑犯阿尔和鲍勃,把他们分开审讯,并分别向他们开了条件:如果两人都不招供(疑犯彼此“合作”),警方没有他们盗窃的证据,将以携带武器这一较轻的罪名各判处一年监禁。如果两人都招供并牵连对方(疑犯彼此“背叛”),两人都将各判处10年监禁。如果有一人招供并牵连对方,而对方不招供,此人将被免于起诉,而对方将被判处最高刑期20年。
阿尔会想:“鲍勃要么招供要么不招。如果鲍勃招了,而我不招,那么我将被判20年,我招了则被判10年。如果鲍勃不招,我也不招,那么我将被判1年,但是如果我招了,我将被免于起诉。所以不管鲍勃招不招,我招供都是最好的选择。”鲍勃也这么想。最终两人因为都“理性”地选择招供而被判了10年。但是如果他们都“非理性”地选择不招,则只会被判1年。
理性的选择却不能带来最佳的结果,这个“囚徒困境”后来成了博弈论最著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