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舟子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纽约时报国际版》（不是《纽约时报》，更不是饶毅主办的《赛先生》说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我在武汉的亲戚活下来了，我在纽约的亲戚没有》，文章称，他在武汉有12个亲戚，都活了下来，而他在纽约有6个亲戚，75岁的叔叔死于新冠病毒感染。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评美国防疫工作做得不好，中国做得好，借他父亲之口声称，如果叔叔在武汉，很可能不会死。以前饶毅在中国的演讲已经在讲这个故事，把这个主旨说得更明白。
饶毅作为科学家、医科大学的校长，竟然不知道个案不能说明问题，采用这种证明方式，令人惊讶。我不知道饶毅为什么认为他叔叔在武汉就不会死，难道他家在武汉有特权，可以被保护得好好的，即使不幸被新冠病毒感染，也能得到最好、最及时的救治？毕竟，武汉有很多人死于新冠，实际死亡人数要比官方公布的多得多。用饶毅的证明方式，那些有亲戚死于武汉的海外华人岂不也可以因此批评中国防疫做得不好？例如，我在美国有一个朋友，她在武汉的亲戚就死于新冠，她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了武汉导演常凯一家四口死于新冠的事了，他在英国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我在伦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在武汉的亲戚没有》？
要比较中美防疫工作，不能拿个案说事，而应该有统计数据。但是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现在做数据比较还为时过早。目前美国病死人数要比中国多得多，那是因为美国被感染人数也要比中国多得多。但是在疫苗出来之前，谁也不能保证中国就能一直不惜一切代价地严防死守下去，就不会再度爆发大规模疫情。以前被认为疫情控制得好的几个国家、地区，现在都有了第二波疫情的苗头。
如果非要现在做比较，倒是有一个简单的指标，那就是看医疗系统有没有崩溃，导致多死了本来可以救治过来的人。武汉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疗系统被挤垮，我的朋友的亲戚就是因为医院不收治而死于家中，常凯一家四口也是因为医院“一床难求”没能及时救治。而美国的医疗系统虽然一度紧张，但并没有被挤垮。饶毅的纽约叔叔是得到了及时救治的，甚至也用上了当时比较短缺的呼吸机，最后没能挺过来，怪得了谁？饶毅有什么可抱怨的？反而是我的朋友、常凯的儿子更有资格批评中国防疫工作没做好，否则他们的亲戚才很可能不会死。
饶毅吹嘘他这篇文章深受好评，一些美国教授、包括几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写信给他称赞文章写得好。这又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时事评论，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必比其他人更有评价资格，何况是私下的客套。饶毅这篇文章因为不是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而是在读的人不多的国际版，没有任何读者评论。只见到与《纽约时报》有仇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在推特上骂《纽约时报》发这篇文章是在替中国政府做宣传。我对科顿的其他言论大都很不以为然，但他说饶毅这篇文章是宣传文章倒是说得很准确。不过，饶毅的本意未必是要替中国政府宣传，而是为了反美，文章里也说了自己的反美心路历程。
其实这是不是反美宣传文章，看看以反美为最高目标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的态度就知道了。该报公众号发表长文表扬饶毅这篇文章，可见饶毅的反美宣传很对其胃口。《环球时报》同时还骂科顿是“爱国贼”，这就比较有趣。以前有人骂《环球时报》是“爱国贼”，意思是《环球时报》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中国，现在《环球时报》反过来骂科顿是“爱国贼”，意思是科顿名为“爱国”其实是在害美国了？害美国在《环球时报》看来应该是好事啊，为什么要骂他？
《纽约时报国际版》可以登饶毅的反美宣传文章，不怕得罪参议员，反过来，如果有亲戚死于武汉的美国华人也写一篇《我在纽约的亲戚活了下来，我的武汉亲戚没有》，《环球时报》能登吗？敢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