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舟子.
前几天四川著名诗人流沙河以88岁高龄去世，媒体、网上都是一片追思、颂扬之声，甚至有人宣布成都从此没有了灵魂。这些追思文章都提到流沙河在1957年因“星星诗案”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监督劳动，80年代才平反重返诗坛，遭遇令人同情。但石天河的学生糠糠壳儿在《流沙之外，尚有蜿蜒天河》一文中详细介绍“星星诗案”的前因后果，让人知道流沙河在其中的表现并不光彩。
“星星诗案”的起因是流沙河在《星星》诗刊发表的一组诗《草木篇》被批为“大毒草”。当时流沙河在《星星》诗刊的上级石天河撰文为流沙河辩护，全国各地还有一批诗人、文人撰文支持《星星》和流沙河。但在毛泽东点名批了《草木篇》和流沙河之后，流沙河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写了一份长达一万二千字的《我的交代》，揭发四川文学界存在一个以石天河为首的24人的“反党集团”，把他们私下的“反党言论”一一汇报。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在《草木篇》被批判后出来声援他的。
随后，首犯石天河被判处15年徒刑，实际上坐了23年牢，1980年才平反，到江津师专（后来改叫重庆师专）当教师。另有4人也被判刑，还有18人被判劳教，其中两人自杀。只有流沙河获得宽大处理，被划为右派后留在文联机关工作。
流沙河在80年代获平反后成了著名诗人。他绝口不提他当年在“星星诗案”中的“立功表现”，更不会反省、忏悔。别人提到“星星诗案”，也只把流沙河当成受害者，有的是不知内情，有的是知道但认为那是时代的罪恶。糠糠壳儿说他写此文的目的是：“好好写历史，不是为了向逝者讨说法，而是为了提醒我们的同辈和后辈，大家一齐努力，推着这个国家一直向前走；永远不要再回到那样摧残人性的年代。”
但是，即使在一个摧残人性的时代，当厄运降临时，一个人也可以根据良知做出选择。坚强者一个人扛下来，软弱者为了自保也许会牵连他人，但只要良心未泯，就应该能不说就不说，尽量不要殃及别人。只有卑鄙者才会为了立功主动出卖老师、朋友、同事，而且多多益善。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像流沙河那样卖友求荣，把帮过他的人全部出卖，甚至夸大其词添油加醋，由受害者变成帮凶的，都只能视为不可原谅的奸人。就像石天河诗中所言：“君自惜身无可议，人来护尔反操戈。”
当然，在“星星诗案”中，流沙河最多算是帮凶。这个案子是谁具体负责的？负责者在处理时是从严还是从宽？虽然该案是毛泽东钦点，但他并没有具体要求怎么处置这些人，办案者有宽严取舍的余地。但按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传统，从处理结果看，办案者是从严的。因为人们只怪罪于时代，这些作恶者就被原谅了，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没人提了。当年的冤假错案，大致也都是这么被对待的。
摧残人性的时代并没有完全远去。高墙之内，还有的是种种罪恶。作恶者会说自己是奉命行事，但那不能做为作恶的借口，因为奉命行事也可以有所选择，可以消极抵抗，也可以积极主动，甚至还可以比命令执行得更严酷。如鲁迅所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只是要把人打一顿，“臣民”却一棍子打死。“暴君”只想抓一名首犯，“臣民”却抓出24人集团。“暴君”只想关你251天，“臣民”却关你五年半还不放。“暴君”只想删帖，“臣民”就给直接封号。
如果我们把这都当成时代的错，就那么轻易原谅，就是在纵容、鼓励作恶，作恶者永远不必担心将来有一天会被清算，就会更加凶暴。我们记下历史，既是为了警示来者，也是为了追究逝者。即使作恶者生前躲过了清算，也难逃历史的谴责，因为历史耻辱柱，本来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
2019.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