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经典多鸡汤，从来格言偏废话。古人的“智慧”，许多时候是把一个简单问题给复杂化（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科学素质公开课内容整理。请阅读：《审视课本上的逻辑（一）》）。
但在中国，这类废话却很有市场，人们常常会把这类废话的提出者当成智者。分析其原因，可发现公众普遍容易迷失于辩证思维。
我们中学里有一篇课文，叫《塞翁失马》，出自《淮南子》，其主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可谓尽人皆知。如果遵从这套思维，我们会发现任何事物都难有明确结论，很容易陷入一种不可知的陷阱。其实我们如果遵从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结论就变得很简单：塞翁失马，当然是坏事；至于这匹马把胡马引来，那是“塞翁得马”，我们要分析的主体已经变了。“塞翁失马”与“塞翁得马”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联系，塞翁所遇到的，只不过是一次极小概率的偶然事件而已。同样，塞翁的儿子后来骑马摔断腿，与“得马”之间也不构成必然关系；儿子断腿与免于服兵役似乎有一定必然性，但战争的发生却是偶然的。我们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即便是塞翁自己，也不会故意让自己的马走失，或者故意让自己的儿子提前摔断腿；所谓的“焉知非福”，不过是一种自我宽慰罢了。
我这样说，似乎显得很是缺乏“智慧”。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塞翁这种撞大运式的“智慧”。务实一点的分析是：“失马”之后，要做的工作是看好其他马匹以免再次走失；“得马”之后，最紧要的是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预防原本分开的两个马群相互传染疾病（当然，古代不具有这方面知识），同时提防新来的马匹因不服管束而造成破坏，包括年幼的儿子骑陌生马匹的风险。所有这些，都是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具体分析高概率事件，而非虚无缥缈地撞大运。
古代中国类似于“塞翁”一样的辩证高人很多；在这种思想指引下，许多莫名其妙的格言会永远不可证伪（当然也不可证实），比如“邪不压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如果你找到相反的事实，它会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实你把善恶果报的结论颠倒，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维护其“正确性”。
再说说另外一种现象。我看过几届全国大学生辩论赛，每一届、每一场比赛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辩手们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类比，大家都不断用类比来证明辩论主题的正确或谬误。其中多数类比经不起推敲，但辩手们很少能指出对方类比不当的一面，多数情况下是以另外一些类比（其实常常也是不当类比）来对抗。
我们中学课本上，以及古典名著中，类比手法简直无处不在，这或许是如今大家都习惯于用类比来说明问题的重要原因。大家都熟悉的成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以物喻人的同时，不知不觉就用了不当类比。对于一个人来说，“有容”未必“大”，“无欲”也未必 “刚”。实际上，无原则的宽容对社会可不是好事，大众对于物质的合理欲望则会推动社会进步。
另一个案例是庄子与惠子的“子非鱼”与“子非我”之争。实际上，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知”的主体与客体都已经发生变化了，不可类比。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却很少能清楚地指明这一点。
恰当的类比有时可以让人更直观地看清问题本质，不当类比则可能让自己和听众都误入歧途。类比可以用，但必须慎用。（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