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厂出走
掐指算来，如果巩癲子18年前不离厂出走，如果巩癲子还健在，如果石猴水泥厂还没有倒闭，他已经光荣退休了。
巩癲子原是省师大美术系的高材生，却两度退学，一次因为用功过度，脑子出了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老迷路，如果没有家长和同学护送，随时都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严重的时候，上厕所都迷路，有几次居然迷到女厕所，惊起一滩欧鹭，有耍流氓倾向，为了防患于未然，校方只好忍痛劝其退学。
一年后，巩癲子康复并复学，但似乎矫枉过正，方向感特别强，无论多大多陌生多偏僻的小巷，只要留下他的足迹，只要那地方没有拆迁，若干年之后，如果他打算故地重游，十有八九能成功。巩癲子复学不久，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他父亲弃暗投明之前是国军团长，不可避免地被红卫兵打倒在地并且革掉了老命，母亲受不住这个沉重打击，一病不起，不久便弃明投暗到另一个世界，和丈夫团聚去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孬种儿混蛋，混蛋的巩癲子先是被打成白专标兵，随后下放到本省的“北大荒”――北部县城郊区一个名为石猴的小村庄。
石猴水泥厂就座落在石猴村旁。
这时候，巩癲子并没有癲。其实到了广阔而偏僻的农村天地之后，巩癲子的各项生理和精神指标都挺正常，既没有脱光衣裤屌儿啷当在村子里裸奔，也没有迷路到女厕所乐不思蜀，更没有疯言疯语和颠三倒四的生活习惯，除了不爱说话，该吃的时候吃该拉的时候拉该睡的时候睡该洗澡的时候洗澡该结婚的时候结婚，与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大有作为谈不上，绘画水平却大有长进，尤其头像素描，村子里不少人家的镜框里至今保藏巩癲子给他们画的肖像。
巩癲子之所以成为巩癲子，是因为公元一九八五年初夏的某一天，他突然提出辞职，而且义无反顾，十轮大卡车都拉不回。
在党和政府以及热心人的关怀下，一九八五年，40出头的巩癲子已是具有八年厂龄、六年婚龄的石猴水泥厂的工人老大哥。石猴水泥厂一九七二年建厂，规模很小，经过十年的发展，产量也不过4万吨，还不如大城市面粉厂的产量，但在县里，乃至整个地区同行业之中，却是大企业。巩癲子辞职次年，石猴水泥厂技改，产量提高到6万吨，却不幸应了那句“不技改等死，技改找死”的国企箴言，回光返照似地红火了几年并喂胞了两位腐败厂长和一群二层领导之后，便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最后，别说年货，连柴火都买不起，终于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香港回归前夕树倒猴孙散。只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上级把石猴水泥厂倒闭的消息放在回归之后才正式宣布。
一九八五年，正是水泥厂最红火的时候，水泥比面粉还畅销，一个月发两次奖金，县里不少干部想方设法把子女往水泥厂塞，当然不是往车间、而是往办公室塞。一九八五年前后，辞职是个非常陌生十分另类的词语，每个水泥工人都毫不怀疑他们手中那个饭碗的含铁量。我就是在一九八四年秋顶替父亲进厂的，第一个月就拿了20元奖金，把我乐的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在我看来，成为水泥工人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岂止端上铁饭碗，简直就是钢饭碗，而且是不锈钢。
巩癲子这时候辞职，无异于舀粪浇头用尿刷牙，无异于自掘坟墓，每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他不正常，这种人不是癲子不是什么？
那么，是什么促使巩癲子突然做出如此石破天惊不可思议的决定呢？夫妻不和还是专业不对口？抑或妻子与别人乱搞被他撞见，受不了这个刺激，一怒之下才仰天大笑出门而去？在闹离婚和辞职的那段日子里，沉默如铁的巩癲子异常活跃，动不动就发出江湖豪杰般的大笑，仿佛离婚辞职是一件比打家劫舍杀富济贫还快意之事。
妻子小巩癲子10岁，是个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辫子粗又长的村姑、临时工和文盲。巩癲子不过是个臭老九，那年头，臭老九的脑袋都是公共厕所，女人不往里面扔月经带就算人道了。她是风儿他是沙，他是牛屎她是鲜花，她是豆腐他是豆渣，癞跳蚤吃上了天鹅肉，还有什么话说。至于专业，确实不对口，刚进厂时，巩癲子的工种是电工，后来调换成物检员，物检员可以说是全厂乃至全国最舒服的工种，由于它的特殊性，每天只在上午上半天班，业余时间十分丰富，还可以随时与同事调班，连续上几天班后再连续休息几天，灵活而机动。当物检员的那些年，巩癲子背着画夹走遍和写遍了方圆200公里之内的山山水水。因此，巩癲子专业虽然不对口，创作时间却和专业人员一样充足。闹辞职的时候，厂领导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甚至答应，只要不辞职，不仅可以把他调进政工科或是工会，尽量让他专业对口；还可以考虑把她妻子转为正式工。巩癲子还是不屈不挠，厂领导火了，我们已经仁义至尽，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不过，辞职要办理一系列的复习手续，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你要耐心等待。
巩癲子知道厂领导故意为难他，心急火燎去意已决的他索性不辞而别。他一天也不能在石猴水泥厂多呆了，否则真会发癲的，好比即将刑满释放的囚犯，恨不得剩下的日子每天只有一个小时。人就是这样，身在苦海度日如年，即将脱离苦海却度日如十年，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那些即将出狱的越狱犯和巩癲子。
不错，巩癲子的妻子确实年轻漂亮，但是，巩癲子和她没有共同语言，一个标点都没有。巩癲子的本地话和妻子的普通话一样，说得比婊子还烂，因此，即使他们有共同语言，也无法沟通。还有，女儿出生后，巩癲子不知为何做了结扎手术，或许是医疗事故，或许是心理作用，反正手术之后，巩癲子的生殖器就处于昏睡状态，偶尔醒来，也像半夜唤醒的孩子，揉了半天眼睛仍然找不着北，面对妻子近在咫尺的福地，它居然南辕北辙。妻子正当青春年壮，丰满风骚得像一头发情的小母牛，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诱人的性息，乘他外出写生时，和供销科长有了很粗的一腿。巩癲子对这一腿并非一无所知，但自己便秘就没资格怪厕所不卫生，只好装聋作哑寄情山水，眼不见为净，除了工作，几乎把所有精力放在画画上，画画能够使他忘记一切。
巩癲子外出，全部自费，因为他根本没有出差的机会，收入基本消费在“不务正业”上，工资奖金一到手，或饿狼般扑进新华书店，或急不可耐买一张车票外出写生，一去就是两三天，待他抱着一摞书从书店出来，或风尘仆仆从外面归来，身上已经所剩无几。巩癲子从不过问生活资料，而作为临时工的妻子是没有奖金的，所以，水泥厂虽然红红火火，他们的生活却水深火热。与这样的男人生活，还不如打光棍，不让他做乌龟简直天理难容。如果不是那年头离婚成本太高，早就一刀两断了。其实，她和车间主任腿插腿，固然有生理上的需求，生活上的需求也不容忽视。供销科长比厂长更具备腐败条件，她虽然享受不到企业的奖金，却能从供销科长那里获得高额补偿。
让巩癲子发癲的是个女人，这个女人叫戴佳。
一九八四年年底，化验室有一趟到无锡的差事。年底了，谁也不愿去，这没人去的差事对巩癲子而言却是美差，平时根本轮不到他。巩癲子先取道杭州，然后由杭州乘船去无锡，在船上，他认识了同座的戴佳。戴佳曾就读于西南某大学美术系，一九八二年毕业后分配在家乡昆明某校执教，她是来无锡看姥姥的。从人生到绘画从绘画到文学，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谈到了爱情，其实巩癲子根本不懂什么爱情，在戴佳面前，充其量爱情空谈家而已，但是，他的旁征博引高谈阔论却深深地折服了戴佳，尤其那一手炉火纯青的肖像速描功夫，简直把她崇拜得恨不得以身相许。下船后，难舍难分的戴佳居然陪他一起到旅馆登记房间，住了一夜才去姥姥家。当然，除了彻夜长谈，那神秘而浪漫的一夜他们什么也没干，那是个纯情的时代，再说巩癲子什么也干不了。那天夜里，巩癲子把积压了40余年的心里话统统倒了出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把戴佳感动得泪流满面香汗淋漓。戴佳表示，如果愿意，她可以帮忙把巩癲子调到云南，因为她的父亲在省政府工作，她觉得他特别适合云南那片神奇的红土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尽管巩癲子年过四十，如果下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寄养在地灵的彩云之南，一定会成为人杰的。
这番话说得巩癲子热血沸腾。
分手之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两地书，巩癲子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办公室等信。我当时是厂里的通讯员，兼管收发，一来二去，我们竟然成了忘年交。无论是戴佳写给他还是他写给戴佳的信，都让我一睹为快，还让我看了戴佳的许多照片。虽然当时我才区区16岁，还不懂得欣赏女人，可戴佳确实美得让我震动，那种美不是凡间的美，是天上的美，尤其她的微笑，蒙娜丽莎一般。我今年已经36岁了，无论现实当中还是电影电视里，美女也见识了不少，没有一个能够超过戴佳。
与戴佳相比，巩癲子妻子不过稻草而已，难怪他神魂颠倒。
在认识巩癲子的所有人当中，我是惟一认为他正常的正常人（这么一来，我在正常人眼中也变得有些不正常了），也是他惟一的崇拜者。可惜，我未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和他进一步深交。一九八五年五月，巩癲子成为本厂乃至本县第一个辞职者（未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离厂出走，奔赴遥远而陌生的红土高原。
我是惟一的送行者。
巩癲子这一去四年多没有音讯。
一九九0年年初，春节前夕，突然收到巩癲子来信，他在信中写道：“贵平小弟，你挚爱写作，这很好，但写作必需行万里路。你一定知道流浪文豪艾芜吧？当年他曾流浪昆明街头，后又漂泊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写下轰动一时的《南行记》。正如契诃夫曾告诫青年作者所说的：‘您得到一千俄里、两千、三千俄里以外去……您会知道多少事，您会带回多少短篇小说啊！您会看见人民的生活，会在偏僻的驿站上和农民的草房里过夜，完全像是在普希金时代……要是您打算做个作家的话，那您明天就买车票到尼日尼去，从那儿您顺着伏尔加河，顺着卡玛河去旅行吧……’那么，你明天也来昆明吧！你会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想我总有一天要灰飞烟灭的，不如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座危险的独木桥。所以我尽管向远处去，深处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赌一注看看，由我自己支配命运更好些？如好即一切都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明天可望解决，那我就赢了。如不好，我还是要向一个陌生的远方跑去，终于有一天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子下的阴沟里，那我就输了，认了。因为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这封信大大激发了我的流浪情绪。接信的第三天，20岁的我拍拍身上的灰尘，腰挂随身听，在崔健《一无所有》的歌声中登上西去的列车。我是偷跑去昆明的，父亲如果知道我跑去和巩癲子“幽会”，会打断我的狗腿。年底了，列车拥挤得像抽干水的鱼塘，二天三夜的路程几乎是站到昆明的，实在抗不住，就狗一样钻进别人座位底下躺一会。那是我一生中最残酷最难忘的乘车。奇怪的是，在交通越来越便利的今天，我却没有了出门的欲望。
巩癲子骑着一辆三轮车到车站接我，他住在市效一座三层楼房的楼梯间里，除了床和桌子，再也放不下任何大件物品。我原以为他已经和戴佳有情人终成眷属，早已成名成家大富大贵，没想到处境如此艰难生活这般寒酸，我向他打听戴佳，他却只字不提，巩癲子到昆明之后和戴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
“隆重”地接待过我之后，巩癲子就身无分文了。再过三天就是春节，我们却在为路费发愁。春节过后，巩癲子要到贵州流浪。
巩癲子决定上街卖春联，他的书法十分出色，一天下来竟挣了500多元。
这么好的生意，巩癲子第二天却不肯干了，说什么如果不是为我着想，昨天绝不会上街献丑的。我真想打掉他一颗门牙，他将我身上的钱左五块右十元地支出，反倒摆出一幅救世主的面孔来。
我气得一夜未睡，看来他确实是个癲子。
巩癲子一大早醒来，问我去不去看画展。我刚迷迷糊糊入睡，不想去，他便独自走了。等我醒来时，头重脚轻，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口腔乏味，还流着鼻血，挣扎了一会，又昏昏沉沉睡去。再次睁开眼睛，已是下午3点多，还不见巩癲子人影。又恨又悔之际，巩癲子拎着一大包食物推门进来，背上的画夹鼓鼓的。
巩癲子摸了摸我的额头，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蹿出门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巩癲子带来一个医生。他一连跑了几家私人诊所，不是关门就是医生不肯来，最后花了60元高价才用三轮车“绑架”来一个。
打了一针，第二天我的病就好了，这天正是马年春节。
巩癲子大把大把地采购年货，我感到不妙，问他还剩多少钱。他将装钱的破书包扔给我：“我也不知道，你点点看。”
一点，心都寒了，不到两百块，还要去石林、西双版纳和泸沽湖呢。我顾不得体面：“钱还是放在我身上保管，不然什么时候被你花光都不知道。”
巩癲子花钱的态度让我吃惊，随地吐痰一般。
大年初一，我们去了石林，然后向西双版纳和泸沽湖进发。为了省钱，我们风餐露宿，尽量不乘车。巩癲子的脚力令我望尘莫及。这四年里，他几乎用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云南。红土高原的壮美景色让我激动不已，尤其到了仙境般的女儿国泸沽湖，更是乐不思归。
半个月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云南。列车进入贵州境内，正下着鹅毛大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白雪掩盖不了峥嵘的贵州山川，我尽情地欣赏着窗外的无限风光。
巩癲子正忙着给旅客画像赚取路费。
在贵阳前站安顺下车已是黎明，顺路游览了黄果树大瀑布。冬日的黄果树瀑布虽然不如想象中那般惊心动魄，但在一派冰天雪地里反而更加盛气凌人，不由想起了巩癲子在泸沽湖边说过的一段话：
一个人只要在纯净的湖水边，神圣的雪山脚下，茫茫草原站上甚至跪上一分钟，沉思一分钟，那么，即使他历尽世上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当晚又从安顺上车，经过贵阳，再过一个小时，巩癲子就到站了，我们又将天各一方，能否再见，只能跟着感觉走了。巩癲子给我买了一些食品，自己只剩下1元2角。
列车进站了，巩癲子猛地抓住我的手：“兄弟，珍重！别说再见。”说罢，下了车，朝我挥挥手，很快消失在陌生的茫茫夜色之中。
我带上耳机，摁下随身听，醉倒在离别的无限惆怅之中：
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我还将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你看到我疲惫的样子，请不要劝我就此放弃……如果你看到我忧郁的样子，请不要问我的归期……
从此一别，再无巩癲子的消息，不知他是否已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子下的阴沟里。而我对他的怀念却愈来愈深。怀念一个人就像怀念一个时代，是一种很深很苦很美的精神享受。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巩癲子对我来说是一部厚实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短短20天，这本书虽然只读了个大概，却值得我一生去回味。在这个物欲洪水般横流的时代，付出和获得真诚同样困难。怀念并寻找巩癲子，其实是在怀念和寻找最可贵的真诚。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逐渐失去对远方的热情和向往，失去占有未知的欲望，甚至失去强健的脚力，这种时候，哪怕是重温一下巩癲子，也禁不住让我热血沸腾。
书记老大粗
石猴水泥厂建厂初期，条件十分艰苦，跟8年抗战时差不多，连工源都成问题，只好就地取材，招收农民工，农村复员兵最吃香，操德发就是复员军人，一进厂就能当上了班长。
不知是出于自卑还是谦虚，水泥厂工人不喜欢自称工人老大哥，而是以工人老大粗自居。操德发当上书记之前曾经是工人老大粗、班长老大粗、车间主任老大粗、副厂长老大粗，当上书记就是书记老大粗。他这个姓有点偏，大概不在百家姓之内，属于千家姓，操德发当班长车间主任副厂长的时候，叫他小操老操什么的没什么避讳，当上书记之后再叫他老操或操书记，就有损于党的形象，所以，大家都叫他书记老大粗，操德发也喜欢这个称呼，就像有些官员喜欢老百姓叫他们青天大老爷一样。
他这个书记，确实粗得有水平，粗得够威够力。一般人骂娘，只是骂骂生殖器名称而已，操德发骂娘，不仅指名道姓，还骂它的造型结构，准而狠，三言两语便骂得对方哑口无言，仿佛被武林高手点了哑穴。未婚和刚结婚的女工，如果不幸被他骂过，那就被强奸过一样，因此，她们都对他怀恨在心。
有一年夏天，还是车间主任的操德发喝了一中午的酒，上班后坐在地上睡着了，发出气势磅礴的鼾声。几位婚龄在15年以上的女工手法娴熟地解开他的裤子，往他我很丑可是我很威武的生殖器上涂了一层厚厚的黑油漆，把它涂成了黑鬼。这一招把他整得够呛，把自己关在房间，用汽油整整洗了一个下午，才勉强恢复原貌。地表污染好治理，地层就难了，好长一段时间，操德发的尿液都带股子油漆和汽油味。但这一损招并没有消除操德发的嚣张气焰，反而火上加油，骂起娘来更加深刻恶毒。
当上书记以后，操德发不得不顾及形象，有所收敛，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娘肯定还是要骂的，只是不敢骂得那么深入，隔着裤子浅浅地骂着，就像病入膏肓的酒鬼，要他戒酒是不可能的，少喝几杯而已。
但是，要是喝醉了酒，他可就管不住自己了，不但把娘骂到子宫里，还掏出雄纠纠气昂昂的家伙当作众人（包括女人）的面机关枪似地撒尿，嘴里还发出孩童般的叫声进行伴奏。好在操德发撒完尿后会把家伙放回原位，不至于乱点鸳鸯谱。操德发粗虽粗，只是粗在口头上，醉酒后当众撒尿，并不是为了展览家伙，而是为了排泄，反正都是酒精惹的祸。操德发的肾功能出奇地好，无论白酒还是啤酒，无论春夏秋冬，一喝酒就出汗，喝多久就出多久，无论喝多久，只撒一次尿，如果不撒尿，说明酒没喝到位。除了喜欢大吃大喝，操德发基本上是个作风正派廉洁奉公的好书记，为工人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敢于和一手遮天的厂长作斗争，也只有他才敢操厂长的娘，拍厂长的桌子。因此，操德发这个书记老大粗还是挺受爱戴的，隔三差五就被有求于他的工人请到家里喝酒，无论喝酒还是办事，他都有求必应，办事嘛，尽力而为，喝酒嘛，全力以赴，每次都喝得小便失禁，如果他不在对方家里撒一泡尿，人家反而觉得他不够义气。
这么一来，操德发就成了厂长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厂长换了一位又一位（有两位因腐败被撤职法办），他的书记位置却岿然不动，不过，每换一任厂长，他的权力就缩一分水，权力越缩水，他的声音就越大，骂起娘来更加惊心动魄飞沙走石，动不动就一副为民请命的样子。
石猴水泥厂迅速衰退那几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抓一抓每周两次、每次半小时由全体行政人员参加的政治学习。所谓的政治学习，无非由广播员念念报纸社论而已，广播员的声音倒是悦耳动听，但再悦耳动听的声音念那种一本正经的文字，也激不起听众的兴趣，让F4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他们被追星簇赶下台，就是追星簇被他们吓跑，都什么年代了。听一听社论也就罢了，偏偏广播员念完社论之后，操德发还要强调几点，明明说只强调三点，最后却变成了五点六点甚至无数点。一般情况下，他强调到第二点时就晕头转向条理不清了，第二大点里生出三个小点，第三个小点里又生出两个大点，有时候强调到兴头上，强调的时间比广播员念社论的时间还长，老是拖课，谁要是交头接耳在下面开小会，他就拍桌子骂母亲，让人忍无可忍却不得不忍。这时候工资已经不能准时发放，奖金则成为美好的回忆，如果不是因为无故迟到早退缺席要扣工资，就是采用恐怖手段也没人来，大伙恨透了这个政治学习，恨屋及乌，也恨透了操德发，开始在背后叫他老操，一脸的猥亵。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就在这一年，操德发得了肺癌，千疮百孔黑似抹布的左肺全部摘除，原以为他的人生句号已经进入倒计时，很快就要合拢，手术后却奇迹般康复，只是原来洞若洪钟的“报告腔”也了捏着鼻子的“鸭公嗓”，没说上几句便被果冻般的浓痰堵住，双手搓衣服似在胸口上下搓动，喉结上下起伏，胸腔发出窒息的声音，像一架老掉牙、随时都要熄火的机器，面目狰狞，眼睛里白的多于黑的，好一会才恢复正常。还有三年就到退休年龄了，心怀叵测的厂长提前给他办理了退休手续，请他回家休息调养，他却要坚持发挥余热活到老学到老。
手术后，烟酒是绝对不能沾的，血液是他的动力之源，酒精则是他的添加剂，不能摄入酒精含量，底气和中气统统不足的操德发就像未发育的男孩，再怎么骂娘，也骂不出力度。因为底气中气不足，和厂长作斗争的战斗力便大大下降。实际上，操德发之所以坚守岗位并力不从心地与厂长作斗争，并不是为了工人，而是为了多快好省地报销医疗费，人走茶凉，隔夜就冻成冰啊。人在青山在，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
现如今，组织学习是操德发惟一用武之地，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
学习材料是操德发亲自选定的。每到学习前一天，他就戴上老花镜，吸足墨水，正襟危坐地在《人民日报》和《求是》上上下求索。选定一篇文章后，或刬或圈或注，其字状如刚刚学会走路的刍鸡留在烂泥上的爪印。广播员明白，这些圈过刬过注过的，念时要加强语气。比如在《略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文中，操德发就对以下文字又圈又刬又注，几乎淹没在汪洋墨海中。
……在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存在着“经济好，一好百好”，似乎把经济搞上去了就可以不问其他方面的工作这样一种片面的倾向。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倾向，极大地妨碍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贯彻落实。为此，我们注意在用人上树立“两手抓”的导向作用，对于那些“两手抓”的领导干部，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大胆提拔，对于那些偏重“一手抓”的干部，则不能委以重任，并通过帮助、教育扭转他们工作中的偏差。不会做思想工作，不具备“两手抓”素质的厂长经理，是不称职的厂长经理（操德发在“厂长”上画了两个鸡蛋大的圈并打了三个拇指大的问号，矛头直指连“一手抓”都抓不好的厂长）……
这里需要声明一下，操德发出院时，那个胖得如火如荼的广播员已经厂内退休，她未竞的事业由我这个办公室主任兼秘书继续，虽然我的声音不如广播员悦耳，虽然我在念的过程中老是偷工减料语速极快，但决不会像她那样把“销售”念成“消愁”，把“兢兢业业”念成“克克业业”。
操德发对我还是满意的。
操德发最喜欢和我聊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为我的嘴巴比江姐还紧，从不向厂长打他的小报告。我之所以能够一个箭步当上办公室主任兼秘书，固然与自身努力有关，操德发也是帮我说过话的，尽管他的话不太管用，我还是心存感激。他和我父亲关系不错，曾经在我家撒过尿。他偶尔还会向我打听巩癲子的下落，巩癲子闹辞职的时候，操德发刚刚当上书记，为了让巩癲子回心转意，他还主动请巩癲子喝过酒，借着酒兴把他骂了个天翻地覆慷而慨。
有一次，我们不知为何谈起了哲学，他的一番高论让我刮目相看并为之倾倒。没想到他这个书记老大粗不仅粗得够威够力，而且粗得有哲学水平。
他说：哲学是老爹，生下唯物和唯心两个儿子。兄弟不和闹分家，唯物好，唯心坏。唯物又生两儿子：辩证和机械，辩证好，机械坏，机械不喜欢辩证。机械太老实，直来直去，马达一响汽车就开，电机一动磨机就转，压缩机一通风枪就旋，没得可说。辩证太狡猾，一会这一会那，一下左一下右，结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们都是机械，或是机械上的一颗螺丝钉，需要时就拧，不拧不行，要生锈，所以要学习，要哲学。
操德发没能够坚持到退休，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秋，操德发癌症复发，到省立医院化疗了三个多月，这时石猴水泥厂已经名存实亡，无力承担其巨额医疗费用，自己垫进去一万多元，山穷水尽了，妻子儿女不断流露出“为何还不死”的表情和言辞。久病床前无孝子，虎落平阳遭犬欺，操德发在千里之外的病房仰天长叹数声，淌下几滴浑浊的老泪，主动提出出院，回家过年。家人脸上立即露出兴奋的表情。
这是操德发在人间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操德发死于正月初二。
初二那天，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甥男甥女欢聚一堂，吃饭像吃药一样痛苦的操德发胃口好得出奇，居然喝起了白酒，妻子劝了几句，他便拍着桌子把她骂了个一丝不挂底朝天，还摔了两个杯子，谁也不敢吭声。操德发于是一个个敬酒，谁也不许不喝，连六岁的外甥女都不放过，只好由女儿代喝。一圈下来，操德发已经喝下十几杯白酒，差不多有七、八两，当他敬完最后一杯酒，突然摇摇晃晃站起来，掏出疲软的家伙对着亲人撒了一泡尿，尿还没撒完，便倒地而死。
按照当地民间的说法，死在正月里的人到了阴间都是客人，死得越靠前就越尊贵，那么死于正月初二的操德发就是阴间的贵客了，照样可以大吃大喝。衷心祝贺之余，我也希望他能够讲一点精神文明，骂娘未尝不可，只是酒后不要随地小便。
痛哭一场
石猴水泥厂工人喜欢相互起一些莫明其妙的外号，什么“瞎子”、“哑巴”了，可叫“瞎子”和“哑巴”的人既不瞎也不哑，眼睛贼亮贼亮耳朵匪灵匪灵。矮子鬼倒是名符其实，身高155厘米，体重40公斤，比巩汉林还巩汉林，却不及巩汉林十分之一的相貌，百分之一的才华。
矮子鬼姓万，名土金，从车间调到政工科后，觉得这名字太土，有股子农家肥的怪味道，不符合自己的身份，便改成了万君。不过，除了那个广播员，大家要么叫他万土金，要么叫他矮子鬼，当然，万土金是当面叫，矮子鬼是背后叫。儿不嫌母丑，万土金毕竟是他的名字，不高兴归不高兴，第一声未必应答，只要连叫三声，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反应。也有例外，比如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哪怕厂长、书记）就是千叮万唤也不理不睬，如果你有急事，最好叫他万君，无论好心情坏心情，万君一出口，便化腐朽为神奇。如果当面叫他矮子鬼，那可不得了，他会翻脸不认人甚至和你干上一架，士可杀不可辱也。
上个世纪80年代，通讯还很落后，打电话必须通过总机转接，除了厂长室、销售科和保卫科，一般科室是不安装电话的，偏偏矮子鬼电话多，每当有他电话时，处在最高层（四层）广播员兼接线员就咚咚咚走到走廊上，探出肥胖的脑袋和胸脯，向三层发出抑扬顿挫的呼唤：“万――君――万――君――电话！”
矮子鬼如果在办公室，便女人般“唉”一声，“来――了……”然后把双手合拢并到胸前，一边搓着手掌一边迈着碎步，婀娜多姿地飘向四楼。
因为这一声“万君”，矮子鬼和广播员便有些相见恨晚、士为知己者死的境界。这个县越剧团淘汰下来的女人对他很是崇拜。矮子鬼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舞都会那么两手，虽然他肚子里只有酒瓶那么大瓶子的半瓶水，但在朴实的工人眼里，矮子鬼就是书画家歌唱家，是天才。矮子鬼还会打毛衣，打得比女人还快还好，飞针走线的姿势远比他的舞姿优雅潇洒，经常有女工跑到办公室或家里观摩请教，他身上的毛衣总是引导着石猴水泥厂秋冬服装新潮流，广播员最崇拜就是他的手上功夫。
打毛衣的男人肯定有一颗仔细的心，和他在一起，千万要小心，他会突然双手一拍同时“呀”地一声惊叫，吓你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恐怖事件。正当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他已经踮着脚尖翘着兰花指从你衣服上拈下一根头发或是别的什么小玩意儿。矮子鬼经常和广播员在一起交头接耳甚至勾肩搭背，便不可避免地经常“呀”着从她身上拈下一根又一根头发，这时候，广播员脸上总是露出幸福的表情。
尽管矮子鬼和广播员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所顾及地亲密接触（冬天，他们最喜欢站在一场晒太阳），但谁也不会怀疑他们之间有什么越轨行为。一个胖而难看得惊心动魄，一个瘦且丑陋得触目惊心，反差如此之大，就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东边落下，他们之间也不可能发生婚外恋。
何况矮子鬼金屋藏娇，有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据说矮子鬼有恩于她老婆，而且恩情似海深，她因此才以身相许的。这让不少心怀叵测的男工友心理多少平衡了一些，要不是出于报恩，她凭什么嫁给既不是厂长又不是大款、既不是白马王子又不是英俊小生的矮子鬼？矮子鬼连牛屎都算不上，是狗屎，狗屎是最臭最设有营养的粪便。
尽管有恩于妻子，矮子鬼并不高高在上，反而有些低三下四，好像妻子是他的恩人，他是妻子的仆人，所有家务一包到底，包括梳理妻子的头发。他妻子不仅有着出众的脸蛋骄人的身材，还有一头与无伦比长及臀部的纯天然秀发。矮子鬼住的是平房，我们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他家门前，天气凉下来后，有阳光的日子，经常看见他在阳光下给妻子洗头，那情景很是动人。若干年后，每当看到周润发做的那个百年润发的电视广告，我就禁不住想起这动人的一幕。
矮子鬼妻子不爱说话，见人就笑，那笑浅浅的，赏心悦目。
他妻子是县糖烟酒公司第七门市部的营业员，矮子鬼省吃俭用买了一架雅马哈轻便摩托车（他是石猴水泥厂第一位买摩托车的人，同时还是第一位买相机、彩电和组合音响的人），天天早晚接送她上下班。别看矮子鬼平时温文尔雅，开起摩托来却是一副拚命三郎的样子，速度快得她妻子尖叫不已，长发翩翩飞舞。妻子身高168厘米，两人坐在一辆小巧玲珑的摩托车上，不像丈夫带妻子，倒像未老先衰的儿子带着年轻的母亲。不过，我却觉得那情景充满着诗情画意，尤其当我端坐在电脑面前敲打出这些文字的时候，竟是那般的心驰神往。
这是一对比例严重失调的恩爱夫妻，至少看上去像恩爱夫妻，他们从不吵架，相敬如宾，出入成双成对，每年都被评为模范家庭。可是，女儿10岁那年，他们却闪电般离婚了，妻子带着女儿跟县糖烟酒公司第七门市部经理携公款远走高飞了。关于离婚的原因，版本众多，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矮子鬼患有性功能障碍，证据之一是女儿长得一点都不像他，女儿的眼睛鼻子像妻子，脸型却很陌生，离婚之后，大伙都认为他女儿的脸型像县糖烟酒公司第七门市部经理，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经理，如果这个证据确定，从他女儿脸型可以推断出，经理长得不赖；证据之二是矮子鬼从来不上澡堂洗澡，那时候，热水器珍贵得像刚刚兴起的多媒体电脑，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矮子鬼宁愿在家里用锅灶烧水坐在木盆里洗澡，而不愿到近在咫尺、全天候免费向全体职工及职工家属开放的澡堂淋浴，说明他的生殖器质量欠佳，羞于见人。
据说，离婚时，妻子表示可以给他一定的经济赔偿，但他一分钱也没有要，只要求留下她的头发。
妻子含泪答应了，矮子鬼亲手剪下那一帘黑色瀑布。
离婚不到半年，矮子鬼又闪电般结婚，娶了个30岁老掉牙的老处女。对年过40的矮子鬼而言，也算老牛吃上了嫩草。老处女是石猴村农民，姿色一般，走路有点罗圈腿，小儿麻痹留下的后遗症，智商相当于十二、三岁的孩子，生活可以自理，但不能工作。
婚礼办得非常隆重，在大食堂摆了20桌，还请来鼓乐队，演奏婚礼进行曲的时候，身穿燕尾礼服的矮子鬼亲自操棒站在凳子上指挥，张牙舞爪像个抽筋的小丑；站在一旁、高出他一个脑袋披着婚沙的新娘张大嘴巴傻笑着，露出满嘴糙牙，酷似童话里的狼外婆。
矮子鬼似乎想通过这场婚礼显示什么证明什么，虽然新郎新娘惨不忍睹，但这场空前隆重的婚礼确实在石猴水泥厂引起轰动，并且向县城辐射。这场婚礼也耗尽了他的积蓄，但不至于影响他们的生活，当时厂子还很红火，除了工资，每月还有不菲的奖金。
一年后，儿子呱呱落地。他这个越长越漂亮的儿子实在漂亮，漂亮得让人怀疑不是他们所生，不过这种猜测是滑稽可笑的，儿子形不似神似，即使统统不似，谁会去打狼外婆的主意呢？否则她也就不会30高龄还保持着处女之身，等待矮子鬼迟到的挖掘。尽管矮子鬼依然不上澡堂洗澡，关于他生殖器有毛病的歪理邪说却不攻自破销声匿迹，顶多怀疑他那玩意儿微型，有碍观瞻而已。
儿子一年年长大，石猴水泥厂却一年年衰退，发工资都困难了，矮子鬼不得不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先后开过小卖部、小吃店、照相馆，歌舞厅，然而短则半年长则一年，统统亏损，背了一脊梁的债。不甘心失败的矮子鬼又借了一大笔钱到乡下包山场，那时做木头生意最吃香，不乏一夜暴富者，眼看口袋日渐丰盈形象日渐高大，一场意外的大火把山场烧了个精光，要命的是，还烧死了一名伐木工人，光是赔偿死者家属，就花了4万元。
负债累累的矮子鬼在石猴水泥厂乃至当地都呆不下去了，一个风高夜黑的夜晚，带着妻儿悄然背井离乡。
矮子鬼不辞而别，反应最强烈的是广播员，捶胸顿足直骂自己瞎了狗眼，恨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当球踩，她居然神差鬼使借给矮子鬼一万元，连个字据都未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于拿普通工资的工薪阶层来说，一万元可不是小数目，足以让小百姓热血沸腾。对广播员而言，这绝对是个八磅大锤般沉重的打击，蒙在鼓里大梦初醒的丈夫气得牙龈出血，差点没把她打死。两年后，广播员突发脑溢血而死，虽然她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可谁说不是矮子鬼提前要了她的不算老的老命呢。除了广播员，矮子鬼还这个五百那个两千地借了一万多元，有趣的是，所有的债主都是40岁以上的女人，年龄越大，借钱越多。
三年后的清明节前夕，杳无音讯的矮子鬼从天而降，并非荣归故里，而是亡命家乡。这三年，他在省城捡破烂维持生计，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那天，正在垃圾堆里寻寻觅觅的妻子突然大叫肚子痛，紧接着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把垃圾堆都染红了，矮子鬼吓得面无血色，赶紧送医院，把血止住后，医生问他有多少钱，矮子鬼说只有两千块。医生语重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那就不用治了，你妻子的病花20万未必能治好，准备后事吧。”
死倒是省事，一了百了，可在省城死不得死不起啊，在拾荒友的帮助下，裹着破棉絮的狼外婆被连夜抬上火车，半路，狼外婆又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整个车箱都迷漫着腥红的血气，车箱很空，乘客见状纷纷转移到其它车箱。矮子鬼抱着狼外婆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哀嚎，像是一百个已经死了父亲的孩子在哭泣他们刚刚死去的母亲。
到了县城，一出站，狼外婆就断了气。
此时是凌晨两点时分，夜未央夜最黑夜最冷。
石猴水泥厂已经处于半停产状态，三个多月没发工资了，出于深刻的同情和人道主义，厂里还是挤出一千元给矮子鬼办丧事，并把球场旁边那棵半死不活的苍天大云松特批给狼外婆做棺材，在工友的帮助下，潦草地把狼外婆塞进故乡的子宫。
在整个丧事过程中，矮子鬼始终处于哭泣状态，时而默默流泪，时而号啕大哭，入殓时，先是捶胸顿足，接着就地十八滚，把对他充溢满深仇大恨的女债主们都感动了，一位债额在500元之下的债主还流着泪水上前搀扶安慰他，矮子鬼顺势扑进她怀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她胸脯都弄污染了。工友一致认为，狼外婆跟矮子鬼虽然没过几天好日子，但能获得他如此保质保量的一场痛哭，也就死得比泰山还重了。民间习俗认为，活着的亲人为死去的亲人哭了什么，死去的亲人就得到了什么；活着的亲人哭得越悲壮，死去的亲人收获就越丰富。
纷纷被矮子鬼感动的女债主们没拿矮子鬼怎么样，其实又能拿他怎样呢？把他杀了剐了也变出不钱来，自认倒霉吧。
狼外婆一入土，矮子鬼就消失了。
转眼到了清明，广播员家属在她坟前发现一把杜鹃，谁为会一个生前身份卑微的死人献花呢？想来想去，想到了矮子鬼，难道真是他献的？
打毛衣
这是个土得掉渣又富有乡土气息的芳名。
确实，艾兰花是个地地道道农村娘们，如果不是农村娘们，就是用十把鸟铳顶着她，也不会屈尊嫁给揭文才这样的小男人。和矮子鬼一样，揭文才身高只有一米五六，体重一直徘徊在45公斤左右，尖嘴猴腮三角眼，一口糙牙又黑又黄，两颗大门牙还有些露天，丑得惊心动魄。名曰文才，其实没半点文才，连姓名都不会写，领工资奖金劳保时一律盖私章。如果说矮子鬼不及巩汉林十分之一的长相百分之一的才华，那么揭文才则不及矮子鬼十分之一的长相百分之一的才华。
公元一九七七年，水泥厂建厂五周年之际，29岁的大龄窑工揭文才娶了18岁的农村姑娘艾兰花。艾兰花家住石猴水泥厂百里之外一个名字石井坑的小村庄，顾名思义，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出它有多么贫穷和偏僻，不通路不通电，唯一能够看到的机器，是大晴天万米高空飞过的小鸟般大小的飞机。嫁给揭文才之前，艾兰花不知电影和报纸为何物，从来没有坐过汽车，她第一次坐汽车进城和揭文才相亲时，觉得汽油比菜油还好闻。艾兰花一家姐妹七个，她是老五，上面四个都嫁得比较潦草，其中老三因为受不了丈夫的虐待跟四川人跑了。老三那口子倒是不错，可惜英年早病，是个什么也干不了的药坛子。村人一致认为艾兰花嫁给揭文才很合算，那年头，工人阶级容貌再丑身材再矮，在农民兄弟尤其农民姐妹眼里也是英俊高大的，工人老大哥嘛，是神采奕奕的领导阶级。
艾兰花虽然没有闭月差花之容沉鱼落雁之貌，但浓眉大眼丰乳肥臀，倒也别有一番韵味。就像嫉妒巩癲子、矮子鬼一样，工友们同样嫉妒揭文才癞跳蚤吃到了天鹅肉，结了婚的后悔得直跺脚，没结婚的则把色迷迷的目光投向广阔而偏僻的农村。
新婚之夜，早有预谋的工友把揭文才灌得烂醉如泥，闹洞房的时候，乘机向艾兰花实施性骚扰，一对大奶子都被掐紫了。
闹得最凶的是跳蚤。
都说咱们工人有力量，揭文才在床上的力量却非常弱小，几乎没有力量进入艾兰花土地般厚实的身体，后来吃了些偏方，才勉强撑进去，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短暂得像水中的游鱼，倏然而逝。
无知加上无能，揭文才和艾兰花一致以为，男女之事就那么回事，一点意思没有。对揭文才来说，做爱还不如喝酒爽快；就艾兰花而言，做爱还不如打毛衣消闲，因此在三年内一鼓作气生下一男一女之后，他们的性生活基本终止。
但是，跳蚤改变了艾兰花。
跳蚤是食务长，工人们都说，除了厂长和供销科长，油水（那时腐败这个词尚未流行）最厚的就是跳蚤。跳蚤不仅自己吃得膘肥体重，还经常接济与他有肉体关系的女人。在大多职工营养普遍不良时，跳蚤却营养过剩，荷尔蒙多得像哺乳期女人的乳汁，随时都要溢出乳头。他老婆是个瘦得像木乃伊似的女人，因患子宫肌瘤，整个子宫被一锅端，生命之穴宽敞得像平和时期的防空洞，按照跳蚤的下流说法，还不如买块五花肉戳个洞来得舒服。跳蚤趴在她身上，就像漏气的轮胎行驶在鹅卵石路面上，难受极了。他老婆对那事简直充满深仇大恨，认为办那事就好比一根屎棍子在粪桶里搅，恶心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在她并不反对跳蚤这根屎棍子去搅别人的粪桶。
跳蚤和揭文才是酒肉朋友，当他从一次喝酒中得知揭文才对那事没兴趣时，毅然决定背叛揭文才。
跳蚤好酒，但是从来不一个人喝酒，他觉得一个人喝酒好比手淫，毫无意义，而且他从来不在食堂喝酒，因为那样看上去显得很腐败。跳蚤之所以和一穷二白一毛不拔的揭文才成为铁杆酒友，主要是揭文才服从命令听指挥，只要跳蚤酒瘾上来了，揭文才绝对随叫随到，风雨无阻，哪怕下着子弹。
跳蚤酒风不太好，三杯酒下肚就开始骂娘，从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县府一路骂下来一直骂到厂长书记揭文才，无论出语多么恶毒反动，揭文才一律夸他骂得好骂得妙骂得鬼子呱呱叫并且守口如瓶，等跳蚤骂够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如果揭文才还能走动，则回家，动不了，就在跳蚤床上将就一夜。反正跳蚤和老婆分居。打上艾兰花的主意后，跳蚤决定改变场所，直接上揭文才家里喝，同时把油水源源不断地往他家里运。
艾兰花这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第二个孩子还没断奶，一家四口靠揭文才一人工资养活，家徒四壁，只有她那对乳房还有点内容，常常半月不知肉味。跳蚤的腐败行为无异于雪中送炭，感动得她恨不得拜他为干爹。跳蚤大她一轮，在年龄上做她干爹当之无愧。由于营养丰富，小他七岁的揭文才看上去反而像跳蚤的大哥。
一个多月后，跳蚤觉得火候到了，把揭文才灌了个烂醉如泥，然后在揭文才如雷鼾声的伴奏下把艾兰花给干了。正如他所预料的，艾兰花没什么反抗就顺从了他。艾兰花虽然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只认得人民币这页书，情商并不低。开始，她确实以为跳蚤和揭文才兄弟情深，是出于真心实意接济她，当她经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后，很快明白了跳蚤的醉翁之意。明白之后，她非但不觉得跳蚤卑鄙，反而觉得跳蚤这人挺有靠头，抱住了这条大腿，以后一家老小的吃喝就不成问题。所以，她有心理准备，只要跳蚤要她，她随时准备献身。反正她和揭文才徒有夫妻虚名，身子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出来招商引资。
艾兰花原以为所有男人办那事的效果都和揭文才一样，当跳蚤气势磅礴进入她的身体时，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不断地喊着“天啊，我的天啊！”这么叫不知是出于后悔还是快活。
艾兰花本来是出于报恩和利用心理和跳蚤睡觉的，但是现在，就是分文不给，她也要免费和跳蚤继续睡下去，一直睡进棺材。艾兰花再也不想一个人打毛衣了，她只想和跳蚤抱在一起打毛衣。
世界上最难掩盖的就是奸情，奸情好比身着三点式泳装的性感女郎，欲盖弥彰。但是，跳蚤和艾兰花的奸情根本不用掩盖，因为揭文才永远也看不见了。就在跳蚤和艾兰花打毛衣半月后的一天，立窑发生窑喷，1千4百度高温、烧得通红的熟料火山般喷发，当班的揭文才被喷出的熟料浇了个正着，全身上下立时纸壳般燃了起来，还没送到医院，就断了气。
揭文才尸骨未寒，跳蚤就和艾兰花打起了毛衣。是艾兰花主动和他打的，揭文才虽然是个不中用的男人，他这么一死，艾兰花还是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从这以后，跳蚤就是她的天和地，她必须化悲痛为力量，尽快占领这片天地，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和他打毛衣。虽然是酒肉朋友，毕竟酒友一场，亡友还未满七就和他的寡妻打毛衣，良心上实在有点过不去，开始跳蚤显得有些被动，但转念一想，他老婆都不在乎，我还装什么正经，于是积极应战。
揭文才去逝一年之际，艾兰花正式向跳蚤提出结婚请求。
跳蚤一听这话，跳蚤般跳了起来：“跟你结婚，我老婆怎么办？”
“怎么办？离婚呗！”
跳蚤不吭声了。
不是跳蚤不想或不敢离婚，而是那年头离婚的成本太高，那年头离婚虽然不是犯罪却是罪过，哪怕双方自愿，不僵持个三两年也难以成功，若是一方不同意，难度更大，组织上还可能对主动闹离婚的那一方进行打击报复，厂里有位二层领导，因为闹离婚闹得太夸张，影响了工作和厂风，厂领导对他进行说服教育，他非但不买帐，还讥讽他们不懂爱情，厂领导大怒，把他从车间主任到副主任、班长一贬再贬，一直贬为普通工人，婚却没有离成，得不偿失。跳蚤要是闹离婚，食务长肯定当不成，食务长当不成，他的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他跳蚤当不成食务长，你艾兰花母子也就无香可吃无辣可喝！
可是，艾兰花宁愿不吃香喝辣的，也要和跳蚤结婚，否则从此和他断绝关系，再也别想和她打毛衣。如果是其他女人，跳蚤也就脱衣服似地脱了，艾兰花不同，艾兰花是贴心的背心，已经深深陷进肉里，想脱也脱不下来，自从和艾兰花好上后，其他女人在他眼里都成了残羹剩饭，艾兰花对她而言好比鸦片，他既然好上这一口，想戒是绝对戒不掉的。
那就离吧，那就闹吧，了不起下放到车间改造，总不至于开除。离婚毕竟不是杀人强奸，不是偷盗抢劫，更不是反革命。
意想不到的是，跳蚤老婆居然痛快地答应了他的离婚要求，出于感动，家庭财产跳蚤一分没要。因为是自愿离婚，厂里没有处理他，跳蚤依然当他的食务长。倒是艾兰花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报复。
艾兰花原来的工种是装包，水泥厂最脏最累的工种，都是家属工的干活。揭文才壮烈牺牲后，厂里先把她转为居民户口（县里每年都下拔给厂里一个农转非指标，僧多粥少，如果揭文才不死，这个指标永远也轮不上她），户口一转，转正也就顺其自然。转正后，厂里又把她照顾进机修车间，车间主任极端好色，看见漂亮幼女都会流口水，好在他只是个车间主任，权力有限，玩女人的范围也就有限，要是他当了厂长，不知有多少良家妇女将被他糟蹋。他对艾兰花早就垂涎三尺，没想到天鹅肉却被跳蚤吃走了，跳蚤没离婚，他还对艾兰花抱有幻想，尽管艾兰花碰也不让他碰一下，他还是抱着放长线钓大鱼的心理让她当上了保管员，他们一结婚，他便彻底绝望，把艾兰花贬成了清洁工。
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家庭生活幸福无比，夫妻生活性福非凡。
然而好景不长，五年后的一天，跳蚤突感身体不适，一检查，居然患上了胃癌，送到省立医院手术，医生打开肚子，发现跳蚤整个肚子都是癌细胞，只好缝上肚子，让他回家等死。
回家不到三个月，跳蚤就蹬腿死了。
对于跳蚤的死，工人们的评论是：罪有应得。跳蚤生癌合情合理，吃多了冤枉的人总是要生癌的。要是他不生癌，那肯定是老天爷生了白内障。
对于艾兰花的下场，工人们（尤其女职工）的评论是：活该。如果说当年艾兰花怂恿跳蚤离婚在大伙眼里还只是个坏女人的话，那么现在，她在大伙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妖精，一个克死了两个男人的妖精。
而跳蚤的前妻，却成了高瞻远瞩的智者：她早就看出艾兰花是个克星，因此才故意答应离婚，让作恶多端的跳蚤去送死。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
又过了五年，石猴水泥厂倒闭，艾兰花下岗，跳蚤一死，她的生活水平便开始大踏步倒退，下岗后，更是雪上加霜，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她不得出卖自己，只是卖不到什么好价，买她的主要是上了年纪的外地民工，一次5到10元不等，直到买不动白送别人都不要为止。
就在她买不动的时候，儿子大学毕业出息了，由于他在计算机方面出色的才能，一出校门就找到了待遇不薄的工作，几经跳槽之后，如今月收入已经上万元，每月寄给母亲的生活费高达2千元；女儿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充分继承了母亲的容貌和德性，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脚踏两只船，同时傍着一位贪官和一位大款，生活资源十分肥沃。
而跳蚤的前妻却老无依靠生活难以自理，唯一的女儿夫妻双双下岗，常年累月忍受着酒鬼丈夫的家庭暴力，别说生活，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无法顾及母亲。可能是跳蚤播种那天晚上喝多了酒，精子质量不高，女儿智商不高，长得也不怎么样，直至28岁才以最优惠的条件勉强嫁了出去，没想到一不小心嫁了个比跳蚤还糟糕的酒鬼。跳蚤本来还想生个儿子的，那时国家允许生两胎，可女儿出生第二年妻子子宫就长了个垃圾，不得把整个子宫切除，想播种也找不到土壤。这也是跳蚤对酒当歌自甘坠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跳蚤前妻的退休金极低，只有200来块，很难养活自己，何况还要不断吃药，只好拉个板车走街串巷卖水果挣点零花钱，那天不慎被摩托车撞了一下，肇事者逃之夭夭，她却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交警把她送到医院，也没个人照顾。艾兰花知道后，主动到医院服侍，医疗费也是她掏的腰包。
跳蚤前妻问她为什么这么做，艾兰花说她也弄不清为什么。跳蚤前妻挺固执，说你要说不出个原因，我死也不领你这份情的。
艾兰花说，那就算我向你赎罪，行不行，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跳蚤前妻没想到她这么说，于是两人抱着哭成一团，索性住在一起，以姐妹相称。
工厂书呆
苏呆是分配到石猴水泥厂的第一位中专生，高级知识分子。
苏呆毕业于省建材学校，毕业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哪个年代，不讲究专业对口，只要有后台有门路，学医的也可以分配到财政局。学建材的，最不济也要分配到经委或者轻工局什么的，他的同学就分配到经委，20年过去了，如今已经是堂堂一局之长，喝香喝辣，苏呆却一事无成，既未成家也未立业，别说吃喝，吃饭都成问题。
苏呆母亲是个生育健将，父亲是个伐木能手，哥哥和弟弟也是伐木工人，姐姐和妹妹则嫁给了伐木工人，名字统统带个木字，姐姐叫杨花，妹妹叫松花，哥哥叫林生，弟弟叫木生，苏呆自然叫树生。尽管伐木工人子弟考上大中专院校的不多，苏呆父母并不引以为豪，因为他们觉得老三有点不正常，不正常在哪里呢？一是不爱说话，八磅大锤也敲不出个闷屁，一旦说起来却没完没了，中邪一般；二是反应迟钝，呆头呆脑，比木头还木，好认死理；三是爱看书，吃饭看书上厕所看书走路也看书。有一回，母亲叫他去挑水，半天不见回来，到河边一看，苏呆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聚精会神地看书呢，两只水桶一只扔在岸上一只沉在河底。等水下锅的母亲气得直拎他的耳朵，一边拎一边叹气，你这个书呆子啊你这个书呆子。从那以后，家人都叫他呆子。进厂后，大家则叫他苏（书）呆，可见其呆有目共睹举世公认。
苏呆从来不主动干家务，而且干不成功，皆因看书所耽误。家人都嫌弃他，既然那么爱看书，怎么不考个大学呢？考个中专，那不是丢人现眼么。即使考中专，也要考个林业中专，工作后混个一官半职（那年头林业部门和建材行业一样，大中专生奇缺，只是不是太木纳太自命清高，一般都能混个一官半职），一人得道未必鸡犬升天，但一人当官全家沾光那是毫无疑问的，那多实惠啊。可他偏偏考了个建材中专，分配在水泥厂，水泥厂不就是生产洋灰嘛，做灰能有什么出息。
毕业返家，除了自己，苏呆什么也没带回。母亲问他，铺盖呢，书呢。苏呆老半天才吭声，觉得母亲这个提问很幼稚很可笑，扔了，统统扔了，毕业了，还要它们干什么。气得母亲跳起了踢踏舞。
苏呆虽然喜欢看书买书，却不爱书，随手乱扔，自然没有藏书，一本书看完，即使幸存，也差不多成破烂了。
参加工作后，苏呆依然爱看书，因为看的不是专业书而且影响工作，领导就不满。苏呆一点不在乎领导的不满，有时还顶牛，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一旦开口，却是一句顶一万语，句句击中要害，让领导扶着栏杆也下不了台，十足的愤怒青年。这么一来，苏呆就成了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皮球般踢来踢去，游走于车间和科室之间，甚至当了半年的过磅员，从未被重用过，一事无成。以至于后面分配来的中专生都后来居上当上了科长主任，他依然是普通一兵。
其实，苏呆本职工作做得挺好，至少不渎职，只是他喜欢和领导抬杆，大多时候无声，有时候有声，但无声胜有声，又装不出爱岗敬业的样子，便显得吊儿郎当。
苏呆事业风平浪静，爱情同样死水一潭。爱优秀的人是天性使然，在青年女工眼里，中专生无疑是最优秀的，物以稀为贵嘛。中专生一进厂，就成了未恋爱女工的追求目标和未恋爱男工虎视眈眈的天敌。由于供不应求，个别道德败坏的中专生甚至脚踩两只船。有个名花有主的漂亮女工，硬是被父母活活拆散，包办给了中专生。那个中专生身高中等体型尚可，一张脸却比死人还难看，又黑又糙，雀斑麻点青春痘漫山遍野，好像使用过度年久失修的柏油路面。
苏呆走路时双脚呈外八字形，重心偏左，脑袋也偏左，看上去近似弱智或者伪思想家，左鞋的使用寿命总是短于右鞋。苏呆的牙齿又黄又稀，黄得像南瓜皮稀得牙缝之间可以塞进米粒，尤其门牙和门牙左右那两颗牙齿，拳打脚踢的，像两对跳梁小丑。但是，苏呆皮肤很白，白得像贵族。由于长期吃食堂和快餐，苏呆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虚弱得像肺结核患者，常常能听到自己的身体因为营养不良而发出的哭泣。
一白遮百丑。苏呆算不上英俊，也不丑，至少不比前面讲到的那个中专生丑。
苏呆无人问津并非走路难看，也不是牙齿又黄又稀，而是他对女人尤其未婚女人不感兴趣。他害怕和未婚女人接触，一接触就浑身不自在，还会出现脸红、盗汗、心悸等不良生理反应，严重时还会感冒发烧（低烧）。 也曾有长相一般的青年女工靠近过他，但靠近不到半个小时就掩面而逃。就像一条饿狗，老远看见一块肉，欢天喜地跑过去，却是块爬满蛆虫的腐肉，嗅了又嗅，终是无法下口，只好摇着尾巴悲伤地离去。
也有例外，比如和已婚女人、尤其婚龄5年以上年龄45岁以下的女人相处，苏呆却游刃有余，一向木纳的他居然巧舌如簧，妙语迭出，常常把她们逗得开怀大笑咧嘴大笑，笑得胸脯波涛汹涌，笑得露出牙根底部的污渍，忍不住扭他一把或是打他一拳。这时苏呆便觉得无比受用，裂开嘴羞涩地笑着。但是，如果她们当中谁企图充当媒婆角色，他就会一脸的不高兴，谈兴顿减，甚至拂袖而去。久而久之，男工和未婚女工们都以为苏呆下半身有毛病，下意识地疏远他，苏呆也不在意，除了几位已婚女工，几乎没有同性和异性朋友。
苏呆最喜欢和艳相处。
艳是图书管理员，图书管理员是最轻松的工种，一般人得不到。因为丈夫是供销科长，艳才有这份福气。
苏呆最开始在化验室上班，化验室和阅览室同楼，化验室2楼，阅览室4楼（顶楼）。近水楼台，苏呆是最殷勤的读者，每天必去看书，一来二去的，便和艳打得火热。艳是个一行诗字也没有发表过的诗歌爱好者。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来也会吟，苏呆虽然不会写诗，但他看的书多，谈起诗来头头是道，对当时走红文坛的诗人和作品更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即便是外国诗人，也能准确说出他们的生卒年月和代表作品，直把艳佩服得五体投地，忍不住要把自己如花似玉的表妹介绍给苏呆。苏呆长长叹了一口气，许久才开口，没想到，你也这么俗气。停了一下，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连自己都养不肥，你把表妹介绍给我，不是往火炕里推嘛。
艳感动得小姑娘般泪流满面。
艳就有些相见恨晚。
艳长得并不漂亮，所以谁也没怀疑他们的交往，包括艳的丈夫。艳的丈夫在外头有女人，巴不得艳和苏呆弄出点节目，然后乘机和她离婚。但是他们之间除了交谈，什么也没发生，纯文学般纯洁。有一次，谈及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时，艳向苏呆暗示，丈夫出差去了，欢迎他晚上到她家去玩。苏呆倒是去了，但没有任何越轨行为。艳在失望的同时更加敬佩苏呆。
他们就这么不咸不淡地相处着。
后来，艳的丈夫因为贪污货款进了监狱，判处有期徒刑6年，艳下放到车间。这时候，艳已经不爱好诗歌，甚至连生活都不怎么爱好了。艳的家产大部分被没收，转眼之间一穷二白，亲戚朋友都老鼠见了猫似地躲着她。只有苏呆一如继往地和她保持来往。艳苦口婆心道，树生，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求求你，别来找我了，这样会害了你的。苏呆笑笑，既然没有共同语言，那就不说话好了，反正我现在也不喜欢看书，以前我看见书就像看见面包，现在我看见麻将就像看见书。梁启超说惟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惟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我现在是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读书却老想着打麻将，比你还庸俗。
苏呆确实不爱看书了，兴趣完全转移到麻将上。不过本性没变，还是喜欢和已婚女人相处，即使打麻将，也要和结了婚的女人打，如果和艳一起打，发挥特别出色。丈夫入狱后，艳就迷上了麻将，家里几乎成了麻将馆。苏呆其实是在她那里学会打麻将的。
艳的丈夫出狱不久，水泥厂就倒闭了。艳和丈夫在街上开了个小吃店，没时间打麻将了。苏呆感到很失落，从此手气臭得像大便，老输，有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情不自禁就来到艳的小吃店。
艳一看他面色，就知道他输了钱，热情地为他张罗饭菜。艳的丈夫更热情，还和他干了一斤白酒，不停地拍着他的肩膀，把他的肩膀都拍疼了，兄弟，你是个好人，好人啊，以后，有事尽管找我。
父母已经先后去逝，兄弟姐妹又视他为路人，一个孤家寡人，能有什么事呢，无非输得一文名的时候，蹭顿饭而已。可惜，从那以后，苏呆的手气似乎就没有好过，蹭饭的次数越来越多，艳当然不会给他脸色看，艳丈夫的脸色却越来越看，偏偏苏呆是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人，依然心安理得地吃着白食。
有一天，苏呆正狼吞虎咽着，艳忍无可忍的丈夫借着酒劲猛地一拍桌子，地震一般，吓得苏呆一口饭卡在食道里，咳个不停。拍过桌子之后，艳的丈夫开始破口大骂，他骂得越激烈，苏呆就咳得越厉害，捂着嘴巴落荒而逃。
事后，艳偷偷找到苏呆，塞给他500块钱，语重心长道，兄弟，你都快40岁的人了，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啊。
苏呆怔怔地望着她，望着望着，突然流下泪来。艳给他拭泪，他却抱住艳号啕大哭起来，哭得艳的下身都湿透了，忍不住和他做了起来。
艳惊奇地发现，苏呆居然是个处男。
第二天，苏呆就失踪了。
臭 美
圆胖姓袁，袁世凯的袁，因为胖，故有此称。
圆胖的胖与众不同，别人凡是有肉的地方都胖，他不，突出胖两个重点，脑袋和肚子，四肢则细如非洲难民，比例严重失调，看上去像一只直立行走的青蛙。
圆胖近视，带眼镜，好穿西装，喜欢打领带。石猴水泥厂的民间诗人给他作了一首打油诗，形象而刻薄：眼镜架在肉肉上，领带挂在肚脐上，裤子穿到奶奶（阳声）上，双手放在鸡鸡上。
圆胖没胖之前是个英俊青年，如果把腰挺直的话。那时他还在车间，先是看了3年的磨，接着喂了3年的料，然后烧了2年的窑，都是三班倒。看磨、喂料、烧窑是水泥厂最脏最累最险的三大工种，看磨次之，喂料又次之，烧窑最次。一般说来，在车间呆上三年五载，都会患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和负不同程度的工伤。只要没有丧失劳动能力，这时厂部就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根据病情和伤残的轻重给患（伤）者调换工种，烧窑的调成喂料，喂料的调成看磨，反正是越调越好越调越轻松，芝麻开花节节高，但要调到行政，那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你和厂级领导沾亲带故，除非你是二层领导的丈夫或者妻子，除非你县里有很厚的后台。
圆胖做梦都想坐办公室，虽然他明白像他这种一无所有的普通工人要想坐办公室无异于痴人说梦。别人坐办公室的目的很复杂，圆胖坐办公室的目的很单纯，单纯得不可思议：为了穿西装。
不知为什么，圆胖对西装情有独钟，除了夏天，一年到头一天到晚都穿西装，而且打领带。凭心而论，圆胖穿西装其实不好看，他不仅驼背而且塌肩，还有点鸡胸，但他的五官很周正，不至于污染眼球，穿西装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挺起胸膛，意气风发。如果穿工作服或者便装，他就破罐子破摔，虽然他并不矮，却觉得自己矮人一截。发胖之后，尤其胖到101公斤之后，那就惨不忍睹了，像一头难产的企鹅。在车间上班的时候，圆胖没有充裕的时间穿西装，除了节假日，平常最多穿8个小时，还没过瘾就得脱下来，然后穿上脏兮兮的工作服去上班。倘若上白班，基本没时间穿，晚上总不能穿着西装睡觉吧。尽管圆胖只是在8小时以外穿西装，仍有不少人当面嘲笑他臭美，一个工人大老粗，又黑又脏，摆什么谱，好像坐办公室似的。圆胖就想起了表哥，表哥是穷乡僻壤的农民，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喜欢把自己装扮成知识分子，标志是在上衣口袋里插钢笔，而且一插就是两只，招来大面积嘲笑。在乡下，只有四种人具备插钢笔的资格：老师、村秘书、会计、高中生。后来表哥买通村长当上了会计，再也没人嘲笑他。圆胖心想，只要老子坐上了办公室，那就名正言顺了。
圆胖坐上办公室时，西装已经很普及了，不再是身份的象征。哪怕是厂办秘书，一天到晚穿西装也会遭人笑话。圆胖最喜欢的人生格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所以一点不怕人笑话，他不是为了好看潇洒才穿西装，是为了穿西装而穿西装，反正西装穿在身，身上就舒服心里就踏实。就像真正的作家，写着就快乐，至于发表和稿费，那是次要，或者根本不重要。不像我这样的三流作家，眼里只有稿费，为了稿费，不惜良心炮制地摊文学。。
圆胖扎根车间8年，除了皮肤变黑变糙，居然什么毛病都没有，能吃能睡能喝能干，别人都是先苦后甜，工种越调越好，他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圆胖心理不平衡，找厂长理论。
厂长很客气，又是递烟又是端茶。厂长说，你身体没病，壮得像头牛，又是班长和劳模，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车间的栋梁啊。
圆胖说，谁说我没病，我近视，胖，行动不便。
厂长笑了，这算什么毛病？你眼镜都没带，哪来的近视，胖倒是有些胖，体重多少？
73公斤。
身高？
1米76。
嗯，身高减去100，76公斤才是你的标准体重嘛，不算胖不算胖。
那要多胖才算胖？
依据你的身高，至少90公斤才算胖。
我要是胖到了90公斤呢？
什么意思？这时司机在楼下喊厂长，厂长要去县里开会，有些不耐烦。
要是我胖到90公斤，你就把我调到行政。
电话响了，是催厂长开会的，厂长怕圆胖纠缠，只好说，你要是能在一年之内胖到90公斤，我就把你调上来。
说话算话？
废话，我当厂长的能说话不算数？
厂长上车时嘟囔了一句，这个圆胖，有病。
厂长深知，上三班倒的人，一则睡眠不足，二则营养不良，是很难发胖的，大多面黄肌瘦。天天和饱含硅酸成份的粉尘烟雾同呼吸共命运，不得矽肺就算幸运了，即使天天喝牛奶吃人参也胖不起来。想想吧，水泥厂的年产量只有区区4万吨，由于工艺落后资金匮乏，除尘设备几乎没有，从空气中溜掉水泥却高达上千吨。在如此恶劣环境下作业的水泥工人，仅仅凭一个口罩，岂能阻挡沙尘暴疯狂无孔不入的粉尘？一年吃进的粉尘不少于他们一年的盐巴摄入量。
圆胖发胖无疑是个奇迹，一年之内胖17公斤，简直天方夜谭。
当天，圆胖就开始了他的肥胖工程，除了上班，基本闭门不出，决不运动，要么争分夺秒零距离读书看报，要么蒙头大睡，戒烟戒白酒，专喝啤酒，一天至少4瓶，一日三餐多吃肉少吃蔬菜，天天晚上吃夜宵，老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儿子考十几分也不生气……皇天不负苦心人，圆胖的视力急剧下降，仅仅半年，鼻梁上就架着一副800度眼镜，10 米之外六亲不认，连老婆孩子都不认识。圆胖眼睛本来又大又亮，还是双眼皮，挺迷人的，老婆第一次和他约会，就被电得晕头转向。可是现在，如果他摘下眼镜，就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当街脱光衣服一样难看。
视力急剧下降，体重却稳步上升，不到一年就超额完成任务：101公斤。原先做爱，都是老婆在下圆胖在上，他说几下就几下；现在颠倒过来了，老婆在上他在下，老婆说几下就几下。近视发胖之后，上夜班的时候，圆胖摔倒过十几次（磕磕碰碰就不用说了），有一次差一点从十几米高的立窑天桥上掉下来壮烈牺牲。此间还无缘无故晕倒两次，一次是做爱的时候，正进入高潮，突然像断了电的电机，蹦达几下就没了动静。老婆手忙脚乱穿好衣服打算去叫厂医，还没出门，又醒过来了，吓得老婆几个月不敢和他做爱。另一次晕倒在窑炉旁，这次晕倒的时间比较长，有半支烟功夫，幸好及时被工友发现抢救过来，否则非被烤熟不可，窑炉温度高达1400度，炉旁温度少说也有100多度，就是冬天取暖，也得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
事后，圆胖先后到县医院和省立医院检查，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不齐。严格地说，这不算毛病，窦性心律不齐嘛，不少人都有，就像肺部纹理增多一样，感冒或者抽烟的人，肺部都会纹理增多。
与其说厂长被圆胖的肥胖精神所感动，还不如说被圆胖的自虐毅力所震撼，没等圆胖开口，便主动提前把他调到行政。
行政已经人满为患，厂长想了老半天，才把他见缝插针到安全科。干什么呢？安全员助理。安全科已经有正副科长外加一名专职安全员，他只能当安全员助理。安全员助理介于主办科员和普通科员之间，待遇比主办科员低那么一点，比普通科员高那么一点。比如，超产奖主办科员拿7分，普通科员拿6分，那么他这个安全员助理可以拿6.5分。这个分值虽然比他当班长时的8分少了1.5分，可那是在生产一线啊，行政的科长主任们，也不过拿8分。
圆胖很知足，很功成名就。
坐上办公室，圆胖一度想减肥，因为肥胖已经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尤其性生活质量。他自己倒无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可老婆意见太大，强烈抗议无效之后红杏频频出墙，。樱桃好吃树难栽，增肥容易减肥难，努力了几把痛苦不堪收效甚微，圆胖只好放任自流。
不过，圆胖怎么想不到，肥胖居然影响到他的去留。两年后，水泥厂与港商合资，港方是大股东，要求精减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行政人员精减三分之二，愿意下车间的下车间，不愿意下车间的下岗，每月发100元生活费。圆胖这时已经胖得连回家上办公室都得使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家在4楼，办公室在3楼），下车间等于下地狱，只好含泪下岗。
当时县里对下岗工人安置还很重视，在保留人力三轮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机动三轮。但数量有限，厂长通过关系才给圆胖弄到一辆。再没有比驾驶更适合圆胖的工作了，就他那种体形，一动就缺痒，除了开车，还能干什么？机动三轮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却是个新鲜事物，方便快捷价格低廉，生意非常好，一天下来至少赚50元。
就在圆胖挺着肥胖的身躯在致富路上昂首阔步的时候，他却不自量力和大卡车亲密接触上了。那天，圆胖正开着三轮兜客，突然晕过去了，失控的三轮迎头撞向大卡车。
这回圆胖醒不过来了，肚子都被撞裂了，花花肥肠淌了一地。
美丽爱情
迟美丽原是县剧团的演员，剧团解散后，调进石猴水泥厂广播室，这时她已经是老掉牙的老姑娘了。
按照演员的标准衡量，迟美丽长得不算美丽，但她身上有两件法宝非常吸引眼球：大眼睛和大乳房。人们习惯用葡萄比喻又大又亮的眼睛，我觉得葡萄这个喻体不适合用来比喻迟美丽的眼睛，剥了壳的皮蛋最适合，迟美丽的眼睛像皮蛋一样又大又亮而且黑，眼神则像皮蛋的蛋白（其实是蛋黑），散发着远古而幽怨的光芒，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会放电，男人要是被她多看上那么几眼，意志不坚强的，就会神魂颠倒。其实，男人一般不敢主动看她的眼神，一看就陷进去了，男人喜欢偷看她的胸脯，如果说迟美丽的眼睛像皮蛋一样壮观，那么她的乳房则像南瓜一样雄伟，即使冬天穿着羽绒服也挡不住它们的风采。
偏偏迟美丽是个分不清戏里戏外、见一个就爱一个的博爱者，男朋友比她演过的角色还多，就是没人娶她。这些男人虽然在床上爱她爱得死去活来，但是他们心里清楚，和迟美丽这种女人结婚，还不如打光棍。迟美丽至少扒过五次胎，把子宫都扒残废了，想嫁也嫁不出去。
剧团解散后，迟美丽迟迟得不到安置，想去的单位去不了，能去的单位不想去，和她的婚姻一样，高不成低不就。在家里呆了一年半载，就业形式越来越严峻，老父亲把余热发挥殆尽，才拖泥带水地把她调进水泥厂广播室。当时水泥厂是县里重点企业，每月都能拿超产奖，福利非常好，许多人宁愿到水泥厂也不愿到机关坐办公室。水泥厂党委书记是迟美丽父亲的老战友，眼看就要退休，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到时想帮忙也帮不上，权衡再三，迟美丽终于委曲求全，怀着一颗悲凉的心到水泥厂上班。
从某种程度上讲，广播员和戏剧演员有一定的内存联系，都是靠喉咙吃饭，退而求其次，迟美丽也算专业对口。
广播员是全厂最轻松的工种，除了早中晚（傍晚）各播放15分钟的流行歌曲，基本无事可做，打打毛衣看看小说，日子过得箭一般飞快。说是广播员，其实动嘴机会很少，每周只播报三次简短的本厂新闻，每次不超过五分钟，有时候嗓子闲得发痒，就关起门来哼上两段，早上来得早，办公楼没人，还可以吊吊嗓子，到医疗室开胖大海却是光明正大，好像她的嗓子使用过度，需要特别保养。
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每当国庆、元旦、厂庆时，厂里都要举行庆祝晚会，于是迟美丽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但工人们不喜欢戏曲，喜欢流行歌曲。好在唱流行歌曲不是什么难事，迟美丽这一唱唱出了影响，深受青工欢迎。可惜国庆元旦厂庆一年只有一次，青工们不过瘾，便自发到宿舍听她歌唱。
水泥厂坐落在城郊，离县城6里路，厂里分给迟美丽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水泥厂虽然生产建筑材料，自己盖的房子并不多，职工住房相当紧张，按照规定，单身职工只能住集体宿舍，迟美丽之所以例外，实在是书记特殊照顾的结果。迟美丽房间几乎天天客满，迟美丽成了青工的大众情人。其实有些男青工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是想乘听歌之机和女青工近距离接触，想方设法往恋爱方向发展。有不少恋人就是在迟美丽那里勾搭上的。迟美丽无意之中充当起公共媒婆的角色。男女青工一旦确定恋爱关系，就像毕业的学生，基本上不回母校，不过，结婚的时候，他们会给她发一张大红的请谏。
所有的戏子都是个耐不住寂寞的，迟美丽也不能免俗，这种寂寞的滋味，比失恋还难受。离开舞台之后，还能夜夜被成群结队的弟弟妹妹们包围着哄抬着，迟美丽一下年轻了许多，仿佛重新回到了舞台，她也乐于成人之美。只是随着恋爱的人越来越多，门庭渐渐冷落却是大势所趋，这让她十分惆怅。
迟美丽本打算独善其身，没想到有人非她莫娶。这个人就是毛玉树。毛玉树是厂里的泥工，不知何故，都30岁了，还没有女朋友。毛玉树是迟美丽最忠实的听众，每晚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开，至始至终不说一句话。除了文化水平不高工种不好，浓眉大眼腰圆膀阔身高一米八零体重80公斤的毛玉树几乎没什么毛病，如果真要鸡蛋里面挑骨头，那就是太腼腆不爱也不会说话，对他而言，说话和写文章一样困难。30岁的大男人，一开口就脸红。
迟美丽开始没注意他，后来见他风雨无阻地早来晚回（有时天气特别不好，比如下着雨的冬夜，只有毛玉树一个人前来。毛玉树见只有他一个人，连房间也不进，便一声不吭地走了），便知道他爱上了自己。某夜，当毛玉树最后一个准备离开时，久经爱情沙场的迟美丽叫住他，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开门见山道：“毛玉树，你是不是喜欢我？”
毛玉树一张脸立时红得像红领巾，低着头，搓着砂纸般粗糙的手掌，许久才点了点头，然后像个处女捂着脸夺路而逃。
毛玉树和迟美丽恋爱的消息确认后，引起了那些还没有对象的男青工的强烈民愤，他们愤怒的不是毛玉树这只赖蛤蟆吃上了迟美丽这块并不新鲜的天鹅肉，而是愤怒毛玉树断了他们的爱情根据地。你想想，毛玉树天天晚上躲在迟美丽房间里卿卿我我的，谁还好意思去敲门啊。
一个月后，迟美丽主动要和毛玉树上床，毛玉树死活不肯，仿佛做爱不是享受，而是令人恐惧的外科手术。
迟美丽非常不解：“毛玉树，你是不是有毛病？”
毛玉树红着脸摇头。
“那是不是嫌我破？”
毛玉树红着脸继续摇头。
“那到底为什么？”
毛玉树脸红得血管快要爆炸，终于迸出一句：“我要等到结婚那一天！”
迟美丽睁大眼睛，她的眼睛本来就大得出奇，这么一睁，就大得有些狰狞：“你说什么，你想娶我？”
“嗯。”
“你知道，我的名声不好。”
“知道。”
“你知道，我不会生孩子。”
“知道。”
“那你还娶我？”
“我喜欢你，不管那么多。”
迟美丽感动了，紧紧抱住毛玉树，仿佛抱着奄奄一息的至亲，泪如雨下。
毛玉树的婚姻遭到父母强烈反对，父母认为，毛玉树是长子，凡事尤其婚姻大事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做哥哥的好色轻德娶破鞋，弟弟们就会跟着娶婊子，这成何体统？然而泥工咬定青山不放松，宁愿和父母断绝关系，也要和迟美丽有情人终成眷属。
失去父母的支持，毛玉树的婚便结得有些寒碜，迟美丽也没什么积蓄，一点钱都花在打扮上了，除了一台18寸彩电，其它电器一律没有。但迟美丽很知足，像她这样薄命女人，能找到毛玉树这样的至爱，也算老天有眼。
婚后，两人出人意料地生活得很幸福，领养了一个女孩。这女孩也是个美人胚子，如今正在念高中，学习上进，成绩突出，考名牌大学估计不成问题。
时光飞逝，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厂里的状况越来越不好，不好到要靠精简科室和裁减职工来“增效”（这也未能挽住水泥厂的颓势，最后还是倒闭了）。广播室首当其冲，迟美丽成了第一批下岗人员，好在她年龄到了，可以办内退，工资照拿，只是比上班时少了七、八十块。
厂子开始不景气时，毛玉树就在外面做小工，等到下岗时，已经成了小包头，赚了不少钱，虽说夫妻双双下岗，并不影响生计。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毛玉树有钱后却奇迹般越变越好，令那些有钱人的老婆羡慕不已。迟美丽尽可去跳跳舞打打麻将什么的，安度“晚年”。可是，迟美丽总觉得自己是个有品味的人，加上扒胎把身体扒垮了，年轻时不觉得，年纪一大，各种毛病就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想活动也活动不了，她也不屑于这种庸俗的娱乐方式。除了买菜，迟美丽很少出门，天天关在家里卡拉OK，白天唱，晚上也唱，既唱流行歌曲，也唱戏曲。下岗后，毛玉树特意给她买了套家庭影院，那时家庭影院还是高档电器。
迟美丽的歌声虽然美妙，但是再美妙的歌声动不动在中午和晚上响起，也是噪音。楼上楼下都曾委婉提醒她保持一点高风亮节，不说还好，一说，迟美丽反而唱得更疯狂，认为邻居妒嫉她。邻居只好保持沉默，当然，沉默中也有反抗，谁都不理她，谁都不和她说话。她愈是孤立，歌声就愈高亢，有段时间老唱《最近比较烦》。好在毛玉树十分支持她的“歌唱事业”，经常以实际行动和她一起进行二重唱，尽管丈夫的歌声像受伤的饿狼在嚎，她却增添了无穷力量……
小时候，毛玉树曾经在乡下舅舅家生活了几年，乡下亲戚朋友多，如今成了小老板，隔三差五就有人造访，只要在家，她大都在引吭高歌，乡下人敲门本来就重，她听不见敲门声，乡下人下手就更重，惊天动地，又多了一种噪音。
一天，突然传来炸雷般的敲门声，正唱着《很受伤》的迟美丽就是听不见。叫门的没办法，只好一脚把门踹了（幸好防盗门未关），歌声嘎然而止，接着传来一声秋风扫落叶般凄凉的戏曲哭腔：“天……啊……”
第二天邻居才知道，毛玉树在指挥拆除一座废弃建筑物时不慎被倒下的断墙压断了腿。叫门的是他的手下。手下把电话把烂了，就是没人接，问老板到哪里找师母，毛玉树有气无力道：“她一定在唱卡拉OK，你去敲门，敲重一点，实在敲不开，就把门踹了。”
水深火热的邻居并没有幸灾乐祸，但还是忍不住长长地松了口气：终于翻身得解放了。
从那以后，再也听不到迟美丽的歌声。
语言障碍
林爱武是我除妻子之外唯一的女朋友，也是石猴水泥厂唯一和我有过亲密接触的女工。
林爱武大我8岁，又是我和妻子的红娘，对我和林爱武的交往，妻子很放心。
当年，我是厂里的通讯员兼收发员，林爱武信件特别多，每隔两三天就收到“内详”以及“内有照片，请匆折压”之类的情书，一来二去的，就熟了。开始，她只是把我当成弟弟看待，当她得知我在学习写作时，便对我刮目相看，而当她进一步看到我发表的作品时，就忍不住把她舅母妹妹的小姑子介绍给了我，因为她舅母妹妹的小姑子、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从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林爱武是水泥厂的厂花，花期特别漫长，花容特别灿烂，从18岁到28岁，一开就是10年。在这10年里，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连她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反正在那个电话还未普及的年代，说得夸张些，她的情书像雪片般飞来。鉴于曾经有恶作剧者不止一次将其情书从收发室偷出来当作公众读物，林爱武特别害怕情书落到别人手里，尤其是那些苦苦追求她数年未果的人手里。在我到来之前，也就是水泥厂没有设立通讯员这个工种之前，信件一律由门卫代收。
门卫是个老婆死了多年、肾功能特别发达的老鳏夫，大字不识一筐，经常把信件发错，大伙都叫他“鬼子三”（烟鬼、酒鬼、色鬼），只要贿赂一包烟半瓶酒，他就敢泄漏甚至出卖私人信件。林爱武也曾买过烟酒孝敬他，可鬼子三是条喂不饱的癞皮狗，吃饱了还挺尽责，肚子一饿就渎职，特别饿的时候还想吃林爱武豆腐，刽子手也有怕毛毛虫的，林爱武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鬼子三这条老不死的毛毛虫。
在鬼子三掌管信件的峥嵘岁月里，林爱武的隐私无法得到保障。所幸的是，鬼子三不久就光荣退休了，我恰好在他退休时进厂，考虑到新任门卫的文化程度并不比鬼子三高多少，厂长决定由我来兼管收发。
这对林爱武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我上任的第一天，林爱武就买来一包瓜子套近乎，此后又经常施我以香烟电影票（请她看电影的人实在太多了）等小恩小惠，其实她即使不巴结我，凭着她出色的长相以及我天生的责任心，也会全心全意为她服务。我那时虽然才区区17岁，性意识已经酝酿成熟，巴不得林爱武每天都收到情书，这样我每天都能和她近距离接触，每天都能闻到她身上那股醉人的靡靡之香。
林爱武发现我的写作才华后，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她的许多必须回复的情书草稿都是我拟就的，等她抄好后，再以权谋私用公家的信封和邮票帮她寄出。林爱武只有初中（她接受的是两年制初中教育）文化程度，读信不成问题，写信却非常吃力，按照她不恰当的比喻：比生孩子还难。因此，她大都不回信，正因为她不回信，追求者不知底细，反而加倍给她写信。我的出现以及我的写作才华无疑帮了她的大忙，这也正是她不遗余力地向我介绍她舅母妹妹的小姑子的原因之一。
从此，我几乎成了她的私人秘书，并因此感到幸福。我大段大段地摘录和引用格言警句，现在看来真是俗不可耐，当时却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往往一两封信过后，那些信誓旦旦“非她莫娶”的倒霉蛋就偃旗息鼓了。
有一天（好像是个初夏的星期天），林爱武又来叫我捉刀，当时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整座办公楼静得仿佛晕了过去，坐在我身旁的林爱武穿着一件连衣裙，高耸的乳房依稀可见，雪白的胳膊鲜藕般横陈在桌子上，手里捧着一本杂志，身上散发出不绝如缕的芳香。
我有些晕，心里突然一阵春潮涌动，也不知哪来的胆子，借口认不清字迹潦草的情书（其实这家伙字迹蛮工整的），一次又一次把信笺递到她面前，一次又一次把我罪恶的胳膊压在她胳膊上，有两次还在她胸脯上轻描淡写地蹭了蹭。
林爱武没什么反应。
不久，林爱武就把她舅母妹妹的小姑子隆重介绍给我，又过了不久，她的信渐渐少了，因为她结婚了。谁也没想到，对方竟然曾经外厂的一个有妇之夫，他一直在和妻子闹离婚，闹了8年，终于大功告成。林爱武和他保持了8年之久的地下爱情终于见了天日。
林爱武丈夫也是个工人。
婚后，他们过得十分幸福，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林爱武那看上去五大三粗健康强壮的老公在婚后第6年落下一场大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厂子在的时候，还能吃吃补助，厂子一倒，除了呼啸的西北风，什么都没了，一家4口（林爱武老公原来有两个孩子，离婚后双方各养一个，她自己又生了一个）的日子雪上加霜。
林爱武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不到万不得已，从不求人也无人可求（我给过她几次钱，每一次都要推磨般推得精皮力竭才勉强收下），但是这一次，她却不得不求人了，求的这个人叫刘招妹。
在当年林爱武前赴后继的追求者伍中，有一只癞蛤蟆，他就是刘招妹。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刘招妹又黑又瘦，长得跟非洲难民似的。刘招妹的家境比他的长相更糟糕，父母是蔬菜大队菜农，菜种得不怎么样，生孩子倒有一手，而且专生男的，包括刘招妹在内，一共生了7个，刘招妹是老四，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其用意不言而喻。刘招妹家里哪个穷啊，穷得只有两盏电灯，而且都是15瓦的。
刘招妹喜欢林爱武，最主要的倒不是她的漂亮，而是她的个性。林爱武是个直筒子，尤其是那张樱桃小嘴，杀伤力极强，骂起人来跟打机关枪似的，弹无虚发。她看不惯的人哪怕是天王老子也照骂不误。林爱武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咱工人老大粗怕什么”。大家都叫她“女工人老大粗”。有一次，厂长想占某女工的便宜，林爱武和这位女工并无深交，可她知道后硬是闯进厂长办公室拍着桌子把厂长骂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尽管如此泼辣，林爱武的魅力却有增无减，钟情她的男人都把挨她的骂当作一种精神享受。刘招妹是被林爱武骂得最厉害的男人，边骂边用手指“打”他，不过，她不是把当作情人、而是当作徒弟来“打”骂的，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而刘招妹心里却幸福得轰轰烈烈。
林爱武是刘招妹的师傅。
5年后，自学成才的刘招妹进了厂财务科，考干后又调进了县财政局，从此青云直上，直至财政局长。而林爱武则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直到水泥厂倒闭。
虽说同在一个县城，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自从离开水泥厂，刘招妹和林爱武居然连一面都没有见过。面对突然找上门来的林爱武，就像在黑暗中适应光线有个过程一样，刘招妹好一阵才适应了眼前面目全非的林爱武，这是当年那个苗条丰韵的林爱武么：穿着似乎还停留在80年代，除了头发和指甲，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胖的，胖得连女性特征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刘招妹也胖得够呛，不过他的胖是瘦肉型胖，是大吃大喝之下的营养过剩；林爱武的胖是肥肉型胖，是生活重压之下的畸形。
生活重压之下，人要么奇瘦，要么奇胖。
林爱武想请他给财校毕业的女儿（丈夫与前妻生的）安排个工作。临行前，丈夫再三交代，刘招妹现在是堂堂一局之长，早已脱胎换骨，你说话要谨慎些，不要出口就“咱工人老大粗怕什么”，还特意给她打了草稿背得滚瓜烂熟。林爱武嘴巴上吃亏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改不掉。下岗不久，亲戚叫她帮忙照看服装店，月薪400元，这在同类职业中算高收入了，她自己也很珍惜，可是才干1个多月，亲戚就把她辞了，她的嗓门实在太大，与顾客讲价时比吵架还凶，而且动不动就“咱工人老大粗怕什么”，把顾客都吓跑了。后来又到饭馆端盘子，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又被辞了。最后只好在屋后搭个棚子养猪，猪们经常被她骂得一愣一愣的。
开始，她还毕恭毕敬左一声刘局长右一声刘局长，可是当刘招妹出于职业习惯讲了一大堆局里正在响应中央号召精减机构裁减冗员原则上不再招收公务员时，林爱武就忍不住原形毕露了：“我说黑皮（刘招妹当年的外号，当年他特别喜欢林爱武一边这么叫他一边用手指”打“他），你别摆臭架子好不好，你现在当官了，神气了，翻脸不认人了，你是不是要我送礼才肯帮忙，老实告诉你，我可没钱送礼，你要不嫌弃，就跟我睡一觉得了，咱工人老大粗……”
说实在的，刘招妹还是挺念旧情的，尽管林爱武空手而来，他也会帮这个忙。但是挨了这顿骂后，他却不想帮忙了，冷漠而客套地把林爱武请出门。
走在街上，林爱武越想越后悔，于是打了个公用电话（家里没装电话）向刘招妹忏悔：“刘局长，我是个工人老大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刚才那番话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刘招妹没等她把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林爱武的火苗蹭又上来了，对着话筒骂道：“妈个巴子，你当个鸟官神气什么，咱工人老大粗难道还怕你不成……”骂着骂着，却哭了起来，用力抽自己的嘴巴：“打烂你这张臭嘴，打死你这个工人老大粗，看你还胡说不胡说……”
卖厂贼
水泥厂职工常常被赋予一个莫明其妙的外号，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它的含义，比如蛤蟆，比如胖大海。
胖大海身体不胖年龄也不大。
胖大海是90年代中期以技校生身份分配到水泥厂的，技校生有技术，全部充实到生产一线，胖大海却死活不肯服从分配，非要到行政上班。胖大海一进厂，就招蜂惹蝶引来不少追求者，胖大海一句掷地有声的“谁有本事把我弄到行政上班，我就嫁给谁。”便轻而易举地击退他们。
胖大海除了长得白长得漂亮，客观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后台。没有后台的职工，即使削尖脑袋，也难在行政谋一席之位。霸占办公楼的，不是厂级领导和二层领导亲属，就是县领导和主管部门以及所有管得着部门领导的亲戚。长得白和漂亮有什么用，厂里白而漂亮的女工不止她一个，难道都让她们坐办公室？就是林爱武这样的厂花，不也在车间“青春无悔”么？
那时的工厂实在是仁慈，那时的工人确实像个主人，要是现在，像胖大海这样不服从分配的职工，别说私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也会一脚远射，把她踢出厂门。当时厂里非但没有开除她，每月还发给她百分之四十工资，留厂察看半年，半年后还不服从分配，只好开除。
胖大海态度坚决：宁愿开除，也不下车间。像她这样又白又嫩的女人，是经不住滚滚粉尘污染的，水泥厂的粉尘不同于一般粉尘，具有酸性和碱性，露在外面的皮肤尤其是脸部皮肤，很容易被腐蚀变得又黑又暗。对于爱美成性的胖大海来说，下车间就等于下地狱，何况她下的是粉尘最大的粉磨车间，那就等于下十八层地狱。
留厂察看期间，胖大海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厚颜无耻地跑到厂长室卖弄风骚，企图以色相勾引厂长。可惜胖大海生不逢时，偏偏那任厂长是个难能可贵的正人君子，贪不贪污受不受贿自己心里明白，不好色却是全厂公认。胖大海一出现，他就横眉冷对，下逐客令。
胖大海并不识趣，或故意装着不识趣，厂长反而无计可施，堂堂一厂之长，总不能动手动脚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往门外推，一推，就上她当了。厂长被她缠得没办法，只好对她说：“行政人满为患，别说人，连张凳子也塞不进，这样吧，只有哪个科室肯收留你，我就同意把你安排在行政。”
这正是胖大海苦苦期待的表态，胖大海一下兴奋起来：“厂长，您说话可要算数。”
厂长拍了一下桌子，不悦道：“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别说我是一厂之长，就是一般的君子，一言既出也驷马难追嘛。”
厂长胸有成竹，他事先已经向各科室科长主任打过招呼，谁收留胖大海，就由谁付她的工资。
然而厂长怎么也没想到，还真有人收留胖大海，这个人就是供销科长。
胖大海每天到二楼厂长室报过到之后，便蹿到一楼与供销科与科长打情骂俏。供销科长年过半百，猫儿好腥般好色，一见到漂亮女人就骨质疏松。一天，乘科里无第三者之际，胖大海向科长抛了一个比狐狸精还媚的媚眼，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道：“唉，我的大科长，您要是厂长就好了。”
“什么意思？”
“您要是厂长，就可以把我留在行政啊。”
科长嘿嘿直笑，不说话。
“你笑什么？”胖大海伸出肉嘟嘟的粉拳，朝他胸脯轻描淡写地擂了一下。
这下不得了，科长仿佛被击中穴位，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她，半天才开口说话：“我不是厂长，但我有时可以办厂长办不到的事。”
“你要是能把我留在行政，我就拜你为干爹。”
“我可不想当你干爹，我已经有4个女儿，还有3个孙女。”
胖大海不说话了，心中却狂喜不已，老家伙上钩了，次日便加大了打情骂俏的力度。
如果是别的科长主任，如此明目张胆地违抗旨意，厂长非撤了他不可。可这个供销科长非同一般，水泥厂建厂不久就当上了科长，老奸巨滑，经历了三任厂长（包括他这一任是第四任），谁也动不了他谁也不敢动他，号称“万里长城永不倒”，原因很简单，厂长们屁股比他还脏，都有贪污的证据抓在他手里，动他一根毫毛，必然伤到自己筋骨，第四任厂长也不例外，轰轰烈烈地批评了他一通（供销科长非常配合他的批评，一再表示这是出于公关需要，供销科虽然兵强马壮，但都是爷们，出门讨债索款，女人更有战斗力，反正他个人决无私心杂念）之后，表示下不为例，胖大海的工资嘛，当然还是由厂里付。
从此，胖大海便成了供销科长的私人秘书，之前，供销科长是不怎么出差的，尤其远差，尽量让手下去，如今不同了，大都亲自出马，出马必然带着胖大海，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工人们都说，别说游山玩水，连打胎的时间都有了。
胖大海在供销科干了不到一年便“失业”了，因为科长患了肺癌。对于供销科长的病情，工人对他的评价和蛤蟆如出一辙：罪有应得。供销科长生癌合情合理，吃多了冤枉的人总是要生癌的。要是他不生癌，那肯定是老天爷生了白内障。水泥厂的工人一向认为，贪得无厌者的五脏六腑都是黑的，五脏六腑一黑，病就乘虚而入，等到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就绝症了。他们的理论在蛤蟆、供销科长和第三任厂长（肝癌）身上得到充分证实。
不过，令人愤怒的是，蛤蟆和第三任厂长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供销科长的癌细胞却没有扩散，医生把他肮脏破败如抹布的左肺切除后，他又奇迹般活了下来，下台之前还要以生病的方式消耗厂里一笔巨额医疗费，真是黑到了家。
供销科长虽然保住一条老命，科长却是当不成了，被怀恨在心的厂长提前打发退休。效忠于厂长的新科长上任第一把火就是调换胖大海的工种，让她去过磅。过磅其实是个非常轻松的工种，一般职工尤其女职工求之不得，在供销科却是最差的工种，因为过磅房在车间，胖大海当然拒绝下车间，于是再一次待岗。
胖大海故伎重演，厂长倒是比上次热情，又是端茶又是让座：“你不用天天来找我，还是按老办法，只要有人肯收留你，我就同意你留在行政。否则半年之后，你要么老老实实下车间，要么被开除。”
这一次，胖大海没有上次幸运，谁也不敢收留她。
就在胖大海心灰意冷之际，机会来了。县里掀起合资风潮，水泥厂奉命与某港商合资，港商来水泥厂考察那天，胖大海被临时抽调出来做接待工作，没想到港商居然与她一见钟情。考察过后，港商痛快地签下了合约。签定合约后，港商并没有飞回香港的动向，而是打电话命令代理半个月之内先汇一百五十万港币过来，他本人打算在水泥厂小住一段，据说是看上了四周的青山绿水。
大喜过望的厂长知道他看上了什么，立即拔两万元专款，以惊人的速度将招待所装修成星级宾馆，安排胖大海专门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厂长向她郑重许诺：只要她把港商招待好了，将来想去哪个办公室由她自选。
港商和胖大海入住招待所后，工人称之为“红灯区”。
正是炎炎夏日，胖大海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妓女，头戴太阳帽，身着超短裙，今天脖子上多了条项链，明天手指上冒出个戒指，港商厚如砖头的大哥大也被她玩于手掌之中。
港商走后，胖大海迅速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基本不用上班，工资奖金照发，招待所的钥匙仍由她保管。
港商回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电话过来，第一句问的不是厂里的动作情况，而是胖大海。厂长（如今是董事长了）如实汇报后又锦上添花一番，然后小心翼翼探询资金何时到位。港商在海那边哈哈大笑：“厂长大人，实在抱歉，鄙人在泰国的那笔生意需要一大笔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不过您放心啦，那笔生意很有赚头啦，到时鄙人再追加一百万给您……前程远大，来日方长，哈哈哈……”
厂长连连点头，满脸放光，狗一样不断地抽动着鼻子，仿佛从话筒里嗅到了港币味。
偏僻县城没有资格和心理怀疑港商，就像基督徒没有资格和心理怀疑上帝一样。何况那是在1995年，香港回归之前，别说小地方目光短浅，就是大地方见过世面的人，也未必敢怀疑港商的真伪。水泥厂全厂上下，谁也想不到他是个骗子，而且是香港贫民区一个手段并不高明的骗子。港商临走的时候，还向厂里“借”了10万元人民币零花。
港商和胖大海温柔了最后一夜，将身上的零钱尽数掏给她，怀揣着10万元香喷喷的人民币黄鹤一去不复返。
上当受骗后，胖大海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当初港商在签订合约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次签约，众位领导立正汗马功劳，周小姐也功不可没啊。”
因为这句话，胖大海成了水泥厂的功臣，因为这句话，胖大海成了水泥厂的“卖厂贼”。本应负主要责任的有关领导和厂长丝毫无损，胖大海却被开除了厂籍。这是石猴水泥厂厂史上黑色幽默的一笔，令胖大海宽慰的是，开除她两年后，水泥厂就倒闭了，而这时的她已经成功地破坏了一个穷苦出身其貌不扬的大款的家庭，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虚拟科长
石猴水泥厂厂史26年，严有金工龄20年。
严有金很瘦很瘦，瘦得像个痨病鬼，可严有金什么病也没有，连感冒发烧都少有。严有金瘦得实在没有道理，因为他是采购员，一当就是16年。在水泥厂，除了厂长财务科长和供销科长，油水最多最有条件腐败的就是采购员。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年采购员，几多人民币。每年平均只贪污个六、七千元，16年下来至少也有10万。可是，你就是火眼金睛，也难以从严有金身上发现一丝一毫的腐败苗头：穿的是旧衣服（偶尔买一件新的，也是削价过时的）和解放鞋，抽的是没嘴的烟（没嘴的香烟彻底消失后，抽最便宜的过滤嘴），喝的是散装白酒，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东倒西歪的祖传老屋，不嫖不赌，就是对政治感兴趣，喜欢议论国家大事。
严有金有2个孩子，老婆病退在家，每月只拿百分之四十的工资，负担很重，但大家都认为这点负担对他来说不算什么，直到上大学的女儿因为没钱而不惜去坐台的消息传出后，才相信他是个好同志，不是在装穷。不过这已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水泥厂倒闭前夕的事了。
严有金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外头跑，除了港澳台西藏新疆内蒙古，全国各地他都跑遍了。
每次出差回来，严有金都会带回满肚子的段子。不过，它带回的段子大都和政治有关，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什么短信息，信息闭塞，上不了主流媒体的段子主要靠口头传送，严有金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段子自然最多也最新鲜。比如前苏联解体之后，他就带回了一个经典段子：前苏联领导人和西方某国女元首聚在一起召开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两人眉来眼去相见恨晚，会议结束前一个晚上，两人终于睡在了一起。事毕，前苏联领导人无比自豪地说，今天社会主义总算战胜了资本主义。女元首哀怨地望了他一眼，冷笑道，资本主义的高潮才刚刚到来，社会主义已经土崩瓦解。前苏联领导人遂无言以对。
这个段子后来广为流传，政治色彩也渐渐消褪。但在当时，传播这种东西是要冒风险的，其效果也是震撼性的。为此，厂党支部书记特意找严有金谈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幸好他不是党员，否则即使不留党察看，恐怕也要记过。
不过，严有金并不一昧充当传声筒，有时也有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比如针对90年代初期的毛泽东热和东欧发生的逆转，对毛泽东诗词略知一二的他就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四句毛诗来发表他的见解。前面两句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后两句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严有金喜欢读书看报，读的都是些政治人物的秘闻外传之类，报纸嘛，主要看时事新闻。当然，每天晚上的中央和本省新闻联播以及本县新闻他也是必看的，如果发生了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新闻，第二天一上班，他就端着茶杯无声无息来到你跟前，递上一支烟，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突然扯一下你的袖子，把瘦如面片的嘴脸凑到你耳旁，用神秘低沉的口气问你，昨天晚上看新闻没有？如果你说有但没注意，他就循循善诱，如果你说没有，他就不无遗憾地摇头，然后细细道来。反正他不把自己的发现说出来，胃就胀心就闷神就慌坐立就不安。
至于本厂和本县人事变动，他更是兴趣浑厚，一有风吹草动，他的小道消息就问世了。上任不久的工业副县长来厂里指导工作，副县长指导完工作正要上车离去的时候，恰好被从街上采购回来的严有金撞见，严有金浑浊的眼神立即大放光芒，仿佛看见失散多年的亲人，手忙脚乱地停下自行车，自行车没支好倒在地上他也不管，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双手紧紧握住副县长的手，声情并茂道，刘县长，您好您好。刘副县长迟疑地望着他，你是？我是严有金啊，你的初中同学。见刘副县长没什么反应，一旁的厂长赶紧解释，严有金是厂里的采购员，很不错的一个同志。刘副县长这才哦了一声，说了声辛苦，便上车走了。
一起回办公室的时候，厂长乜着眼睛问他，妈个巴子，你平常不是老说刘副县长是你最要好的初中同学么，他怎么不认识你。严有金嘿嘿干笑几声，不好意思道，我们同校不同班同楼不同级，他低我一届，但他是学习尖子，全校有名，无人不知。当领导的日理万机，记不住我不奇怪。随即掏出一支香烟小心翼翼递上，厂长很不甘愿地接过，瞄了一眼牌子，嗯了一声，把香烟掉了个头，严有金只好掐灭了给厂长点烟的念头。
厂长突然说了句，看你那手脏的，手指微微一动，香烟便断了。然后大踏步向厂长室走走，一进办公室，就把断成两截的香烟扔进废纸篓。
严有金这才想起刚才上街采购的是螺栓，选货的时候手上沾了不少机油和铁锈，悔得他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严有金何尝不想混个一官半职，可是20年下来，连个主办科员都没混上。他是个想套狼却舍不得孩子的人，平时见了厂长温良恭俭让，老实得像个三好学生，又是递烟又是倒水，关键时刻却从不往厂长家里跑。他骨子里头其实胆小怕事，怕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到时连采购员这个位置都保不住。他希望厂长能够良心发现，甚至幻想通过自己和刘副县长虚无飘渺的同学关系使厂长对他刮目相看。可是，厂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就是没有一个良心发现者。不过，凭心而论，厂长们并没有昧良心，一朝君子一朝臣，水泥厂的主任科长换了不少，他这个采购员却是万里长城永不倒。
严有金只好自已给自己封了个副科长。
除了厂长，就数他电话多，那时电信不发达，全厂上下只有厂长室一部外线电话，外地客户经常打电话找生产设备科的严科长。开始，接电话的办公室主任觉得纳闷：我们生产设备科只有一个王科长，没有严科长。电话那头强调，不会错啦，严有金副科长，名片上白纸黑字印着。主任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于是走到走廊上大叫，严科长，电话！长途！
严有金便面红耳赤地跑来接电话。久而久之，大伙都叫严有金为严科长。
严有金并不觉得尴尬，心安理得地当着他的严科长。
迫不得已的时候，比如王科长、厂长在场的时候，接完电话他会这么说：这些鸟人，有奶就是娘，只要你买他的东西，叫你爸爸都可以。我可不吃这一套，质量不过关，别说叫我严科长，就是跪下来叫我爷爷也没有用。
王科长他们便笑，那是那是。
名片开始流行后，水泥厂二层领导都可以用公款印制名片，严有金是采购员，情况特殊，也拥有了这个特权。名牌是由办公室统一印制的，严有金名片上的头衔是采购员。严有金自己掏钱印了一盒，给自己安了个生产设备科副科长职务。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只要正职不在场，称呼副职的时候一般都把副字省略。印名片前不久，生产设备科副科长调走了，严有金原以为他能当上副科长，厂里也这么传闻，于是他便提前在名片上当起了副科长。没想到名片印好不到一个季度，副科长却被别人当去了。严有金只好继续当他的虚拟副科长。
严有金的虚拟副科长当了不到3年，水泥厂就倒闭了。好在儿子女儿大学毕业都已经成家立业，收入不菲而且孝顺。不愁生计的严有金晚上看电视，白天到大街上闲逛，碰到熟人，便妓女般热情地附上来，先递上一张名片（这时他已经把自己提拔为科长），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之后，把你扯到一旁，知道吗？×××出事了，我早知道他要出事。也不管对方爱不爱听耐烦不耐烦，一说就是老半天，直说得嘴角冒泡。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围着你转，谨防逃跑，想走都走不了。有一回，一个在外地工作、多年未见的同学回家探亲，街上邂逅严有金，严有金并没有认出他。同学不了解他的情况，主动上前打招呼，本想和他叙叙旧，严有金却把他拉到一旁，环顾四周数遍之后才开口，一开口就把同学震住了：成克杰出事了你知道不知道？
这谁不知道啊，全国人民都知道。同学发觉不对头，拔腿而逃。
文学中年
赵文饭是石猴水厂澡堂的锅炉工。
赵文饭还是个狂热的文学爱青年，订阅了大量的文学杂志，《收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青春》《钟山》《萌芽》，应有尽有。他的床头、桌上、沙发、甚至卫生间都放着文学杂志，手上也总是握着一本文学杂志，工作的时候，就把它插在口袋里，很酷的样子。
赵文饭不像其它文学爱好者，说的比看的多，写的比读的多，急功近利，老想着发表和稿费。他不，他沉得住气，他要先读破万卷书然后下笔如有神，一鸣惊人，成为中国的雨果和托尔斯泰。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那是当他看到杂志上的错字和病句时，他就眼睛里揉进沙子般难受，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急不可耐地给编辑部写信，口气十分强硬。有一回，偶然看到县里的一本内部文学刊物，薄薄四十几页，居然出现了上百个错字和几十个病句，气得他亲自上门找编辑理论，编辑姓李，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是个虔诚的业余作者，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请他吃了一顿饭，才消了他的怒气。幸好后来赵文饭改变了作风，否则面对日后无错不成书病句满天飞的读物，非气死不可。
女澡堂经常发生偷窥事件，偷窥者大都是外地来的临时工，如果被逮着了，先打个半死，然后遣送回乡。除了赵文饭，谁也不同情偷窥者，人人恨不得株之而后快。赵文饭同情的理论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色之心亦人皆有之，看一看又没损失什么，何必大惊小怪大动干戈。大家都认为他脑筋有问题，并不在意他的奇谈怪论。直到有一天深夜他闯进澡堂，强奸了一位女工，人们才发觉他的奇谈怪论并非空穴来风。
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北风呼嚎，赵文饭值班，喝了点白酒。下夜班的工人陆续洗完澡，正要关门，来了4位女工，3位女工很快洗好回家了，最后一位女工洗了半个多小时还不出来，赵文饭知道她在洗衣服，厂部有规定，澡堂不准洗衣服，尤其不准用热水洗衣服，催了好几次，她就是不出来。赵文饭有点恼火，说你洗肠子啊，洗这么久。女工那几天正来月经，心里不太爽，立即迎头痛击，我在洗你妈×呢。一来二去的，两人便吵了起来。那女工是闻名全厂的刀子嘴，骂功超群，赵文饭骂不过她，脑袋一热，心想别人怕你老子却不怕你，便冲了进去，这时他并未想强奸她，他只想踢她一脚或抽她一个耳光，出出胸中那口泉涌般升腾的恶气。那女工见赵文饭冲了进来，先是一楞，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并不急于穿衣服，摆了个造型挑衅地看着他，他妈的赵文饭，你是不是想强奸老娘？
你就是出1万块钱老子也不想强奸你。
那是你没种，有种就把老娘强奸了。
于是，赵文饭就把长相平平胸部平平的她强奸了。
赵文饭因此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赵文饭一进监狱就反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夫，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时刻准备着的他终于迎来了成为文学巨匠的契机。于是，赵文饭开始埋头写作，他想用写作来打发漫长而孤寂的时光，他想利用监狱这个环境把自己锤炼成大师，这一写就是20万字。
每当他写不下去的时候，就想起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个人就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主人公琴多维奇。无辜小民琴多维奇不幸成为替罪羊，被纳粹关进一个有门有床有沙发有窗户有脸盆的房间，此外，除了他自己，房间里什么都没有。7个月后，被寂寞和孤独折磨得几乎崩溃的琴多维奇乘提审的时候偷了一本书，但是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冒险偷来的竟是一本棋谱。为了打发无聊的光阴，对象棋一窍不通的琴多维奇开始背诵和研究这本棋谱，自己和自己下棋，在度过了一年地狱般的囚禁生涯后，重获自由的琴多维奇意外成为象棋大师。
《象棋的故事》是郑文饭印象最深的一部外国短篇小说。
赵文饭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监狱，所以他的待遇比琴多维奇强多了，监狱领导不但提供给他纸和笔，还尽量减少他的劳动时间来保证其创作。监狱领导把他的写作行为视为一种积极改造的举动予以肯定，还减了他一年刑。每当他写不下去甚至想放弃的时候，他就用琴多维奇来鼓励自己。
赵文饭在自序中写道：他之所以能够精神正常地走出监狱，一要感激党和政府，二要感激琴多维奇。党和政府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琴多维奇给了他创作动力。
赵文饭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每天5000字的速度把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整整抄了40天，然后挂号寄给出版社。
这时的赵文饭已经由文学青年变成文学中年。
从南到北从冬到春，他的巨作在各大出版社流浪了5年，却没有碰到一个伯乐。当邮资涨到5角时，赵文饭长叹一声，不得不把它放进了箱底，他实在付不起昂贵的邮资。20万字的长篇小说，至少需要500张400格的稿纸，以一页一克计，500张就是500克，每20克邮资5角，500克就是12.5元，再加上退稿邮资12.5元（邮资涨价后，出版社对不付退稿邮资的稿件一律不退），寄一次稿至少25元（寄挂号就更贵了），这对失去了工作没有稳定收入的赵文饭来说，是个致命的负担。
妻离子散的赵文饭出狱后和老母相依为命，他母亲是县屠宰厂的退休职工（父亲早逝），有300来元退休金，再加上每月百来元的房租，是母子俩的全部生活来源。因为自己有房子，厂里没有分给赵文饭住房。房子不在黄金地段，且又破又烂，根本租不到好价钱，房客都是些踩三轮捡破烂的穷苦大众。
赵文饭出狱时已经40过半，比严有金还瘦，要体力没体力，要特长没特长，一直找不到事做，就那么闲着。本想继续从事写作，可一部20万字的长篇把他肚子的材料全部耗尽，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那天，赵文饭偶然从售报亭上看到李编辑发表在几家故事报刊上的故事，遂上门求教。他打算向他学习故事写作，因为近年来故事报刊行情看好，故事稿费大幅度提高，他想以此谋生。生存第一，去他妈的雨果去他妈的托尔斯泰，他再也不想好高骛远了。
5年前，李编辑因为写了篇以本县官场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公开发表后，得罪某些对号入座的官员，尤其是宣传部的一位领导，惨遭打击报复，他一气之下辞职当起了自由撰稿人，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攀升，稿费收入越来越高，每月都在3千元以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更增添了赵文饭写作谋生的信心。
李编辑看了他几篇稿子，还真有点故事的味道，但要达到发表水平，还有相当距离，要以此为生，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李编辑一再奉劝他，还是先找份事做，哪怕去贩菜，也比写作见效快，写作毕竟不像电脑培训，可以速成，才气勇气运气缺一不可。可是他老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家中老母无人照顾。
听他这么一说，李编辑便不好再劝，只好鼓励他试一试。
赵文饭写得勤，来得更勤，渐渐地，李编辑就有些烦了。李编辑这人最怕两件事：一是向他借书，二是打扰他写作。李编辑开始对他冷淡起来，可赵文饭似乎很不知趣，依然隔两天就来找他，风雨无阻。没办法，李编辑只好装作不在家的样子，为防万一，不仅窗门紧闭，连窗帘都拉下了，做贼一般。在连续吃了数次闭门羹之后，赵文饭再也没有来打扰他。
转眼过了半年，经李编辑修改和推荐，赵文饭一篇长达5000字的故事发表了，却迟迟不见他来报喜，难道他没有收到样刊或是对我有意疏远他怀恨在心？恰好那些天文思枯竭，加上李编辑也确实有些思念赵文饭，（他家没有电话，联系不上），便找到他家里，这是李编辑第一次去他家。
他白发苍苍的母亲告诉李编辑，赵文饭已于两个月前、也就是2000年12月24日突发脑溢血去世。
李编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才五十来岁，那么瘦的人怎么会有高血压，而且说走就走，连指日可待的新世纪曙光都不看上一眼？
李编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内疚不已。
李编辑掏出500元钱向老人家证明他是赵文饭的朋友，在征得老人家的同意后，李编辑从他箱子里找到那部长篇小说，连同发表的处女作以及一大堆泛黄的文学杂志一起烧在他潦草的坟头上。
我与电话及其公章
我顶替父亲进石猴水厂的时候，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乡巴佬，这之前我一直在乡下生活和学习。由于儿女过剩，我一断奶就被父母送给娘舅作养子。初中毕业那年，父亲正好退休并赶上最后一趟就业福利班车，反正我也不想读书，中考时数理化三门才考11分，前途无亮，15岁的我便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新进厂的工人一般安排在车间，厂长见我长得非洲难民似的又黑又瘦，头发黄得像枯草，还流着鼻涕，好像还没有完全发育，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这个乡巴佬本来就没有见过世面（十岁那年第一次看火车居然被汽笛吓晕过去），进了水泥厂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觉得新鲜，包括那两个浓烟滚滚的大烟囱，厂长在我心目中比国家主席还伟大，本来就紧张，他老这么看着我，就更紧张了，居然往父亲身后躲，直想尿尿。
父亲踢了我一脚，我只好憋着尿泡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那么站着。
这时厂长说话了，问了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并叫我写出自己的名字。我意识这是个机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工工整整地写下邱贵平三个大字，我的字比人漂亮十倍。厂长端详了一会，说，嗯，人不可貌相啊，字写得不错嘛，这样吧，我看你个子太小，到车间去肯定吃不消，就留在办公室当通讯员吧。
所谓的通讯员，就是办公室的保姆，扫地、洗厕所、烧开水、收发、跑腿送信、什么事都得干，什么人都可以指使，什么人都不敢得罪，如果把厂长书记比作爷爷爸爸，那么副厂长副书记科长副科长主任副主任们就是我的叔叔伯伯，只要把其中任何一位得罪了，到厂长书记那里告我一状，就别想顺利转正，更别想留在办公室。
多年媳妇熬成婆，三年后，我终于转正，成为石猴水泥厂一名正式工人。正式转正那天，我有一种翻身得解放的感觉，他妈的，老子也是正式工了，从今以后，只要不违反厂纪厂规，东风吹战鼓擂老子谁也不怕谁，老子也可以骂娘了。
遗憾的是，我没能够留在办公室。
八年后，老办公室主任退休，一时竟找不出合适人选顶替，他老人家想来想去在记忆角落里发现并隆重推荐了我。有阵子身份证丢了，我常拿稿酬汇款单请他盖公章，有印象。
企业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油水不多，也有一点，像水上的漂，一个涟漪就无影无踪。主任往往要兼任秘书，主任人人能当，秘书不是谁都能胜任，光耍手腕不行，还要耍得动笔杆，才游刃有余。上任那天，结婚才两年的妻子搂着我狠狠亲了一口：“老公，我说过，你是块金子，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她这一提醒，我便觉得自己是块金子了，努力装出闪闪发光的样子，在她父母眼里，我一直都是块破铜烂铁。
我当上办公室主任兼秘书的时候，总机已经撤消，每个科室都安上了程控电话，但不能打长途，只有厂长室的电话机才能打。
当某个月的电话费超出整座办公楼的工资时，大吃一惊的厂长盛怒之下撤消了除厂长办公室外的所有电话。电话机就在我案头，上锁，钥匙掌握在厂长和我手里。钥匙虽小，却大权在握，不仅可以打开电话，还可以打开人际窍门。如果说我在当任办公室兼秘书期间有什么腐败行为的话，那么最大的腐败就是电话腐败，厂长副厂长他们不在办公室、而我又不忙的时候，就给天南地北的文友打电话，尤其女文友。我的原则是，凡科长主任来打，一律开锁，这些人得罪不得，即使厂长发现他们公私兼顾，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电话上锁的原则是锁民不锁官。至于一般科员，有选择性，女士优先，尤其年轻漂亮之女士。枯燥单调的伏案生活需要女人点缀，打情骂俏提神益脑，只要不造成桃色新闻。
办公楼最年轻漂亮的女人要数打字员王丽红。王丽红一直都是我的忠实读者，尽管读不太懂。王丽红是那种只有通俗水准却故作高雅的读者，原来和我同在一个班组，从车间一直读到打字室，要不是她结婚结得太早并领先一步脱离车间之苦海，我们之间很可能要发生一点爱情或者事情。王丽红看上去很年轻，至少在她身上看不出结过两次婚的蛛丝马迹。
王丽红电话特别多，一天至少三个，多是异性。其中两位和她关系密切，电话一通，就直奔主题“请找王丽红”，挺神秘，地下党接头似的。
办公楼共四层，打字室在四楼角落。开始，无论谁的电话，都亲自叫，特别是王丽红的电话，因为我不习惯大喊大叫。久了，就受不了了，无论谁的电话，都倚在走廊上气沉丹田：“×××，电话！”声音越来越嘶哑，得常吃咽喉片才能保持音响效果。大伙于是叫我“人工传呼机”。
说老实话，我这嗓子有三分之二是为王丽红嘶哑的。
王丽红的小嘴一天到晚都在运动，不是话梅就是瓜子，接电话时也嗑着瓜子，瓜子壳和语言都完好无损，一个标点也不遗漏。她嗑瓜子的样子特别性感，好看极了。不久后的一天，王丽红告诉我，如果那两个男的打来电话，不用叫她，因为她要调走了。
王丽红调走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失魂落魄，肝火旺盛，好像进入更年期的妇女，“传呼”时夹杂着生硬的凄厉，直“呼”得被呼者毛骨悚然，以为我这台机器出了毛病。
某日上街，发现一背影像极了久违的某某，便极富感情地“呼”了一声，惊得满街红尘蓦然回首。那位更是怒发冲冠，转过身恶狠狠地盯着我。不好，认错人了，尴尬之极的我为解尴尬竟又莫明其妙吐出一句“电话！”
我的办公桌有八个抽屉，其中一个专门放置印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过六七百号人的小厂，竟有十五枚印章，木质的、铜质的、犀牛角的、兽骨的；方的、扁的、圆的、椭圆的。因为爱好书法，对篆刻略知一二，刻了几方闲章，加上书法界朋友送的，也有十几方，时时把玩。婚后，特别是有了孩子后，眼睁着印章上的灰尘一天天厚起来，就是腾不出手来给它们擦把脸。儿子稍大，以为可以常给它们洗澡，没想到却成了他的玩具，铺天盖地乱印乱戳，不多久就秃了。气得我在儿子娇嫩的屁股上留下几个掌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索性将印章砸了个稀巴烂，从此息了收藏印章的念头。没想到操起另一种印章，其手法并不比天真烂漫的儿子高明几许。
盖章是办公室主任兼秘书的重要日程，就像这个世界没有一天不打仗一样，我没有一天不盖章。有一天曾经盖下七百个印戳的记录，直到下岗时也未打破，直盖得我眼花缭乱腰酸背疼五指麻木。本来这种合同表格之类的印戳完全可以叫人代劳，但我觉得，这样会产生被篡党夺权的不良感觉，宁愿苦自己，也不愿下放权力。
办公室主任兼秘书，说忙不忙，说不忙又忙。不忙时天马行空，大忙时日理万机，若得喘气，最大的休闲就是给印章打扫卫生，就像激战间隙战士磨刀擦枪一样。砍柴不误磨刀功，久之，竟养成习惯，刷牙般一天不刷就难受。
妻子见我每到周末都称有事出去一下，半小时来回，心存芥蒂，以为我又去和远方的女文友煲电话（有一次我喝醉了酒，不小心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她），某周末，我前脚走，她后脚便跟踪追击。我优哉优哉来到办公室，打开抽屉，将印章逐个打扫一番，端详一番，露出满足的笑容。一抬头，便和窗外妻子那张诧异的大脸撞了个正着。
下岗后，我经常怀念公章，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怀念公章本身还是公章所涵盖的权力。
我15岁从农村包围县城，顶替父亲招工进石猴水泥厂，从临时工到正式工，从通讯员到看磨工，从看磨工到办公室主任兼秘书，再到下岗工人，其中的艰辛，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肮脏而辛酸的汗水。”
可惜的是，我生不逢时，办公室主任兼秘书当了不到三年，石猴水泥厂的日子便一天比一天难过，公章的效果也一天不如一天，接着就发不出工资了，紧接着就倒闭了，我也沦为下岗工人。妻子早已下岗，双双没有了收入，很快坐吃山空，要不是偶尔来点稿费，连给儿子卖牛奶的钱都没有，只好夹着尾巴去打工。
临走，我作了一首《水调歌头·新词》算是对石猴水泥厂的高度总结：
挥霍钱财如流水，胆大造就英雄，集资贷款两头空，权力依旧在，声名照样红。醉生梦死桌面上，招摇撞骗成风，一和酒鬼喜相逢，企业多少事，都在胡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