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上班路上，要经过一片桃林。去时桃林在左，回来它在右。春天来临，桃花盛开，一树树粉面红腮。
桃林离路有几米远，四周没有围墙，抬脚走上几步来到桃林中间，俯身或仰脸赏花，没等赏够，花开着开着就落了，有的留下毛茸茸的小桃，鱼眼般大小。
我在县城里唯一的山上，在沿河公园的草坪间，在猝然遭遇的空地上，都看见了一棵棵桃树，一朵朵粉嫩的桃花。
像那片桃林一样，它们的四周没有围墙，自由是它们的通行证，无数脚步和眼睛随时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到它们中间和面前。花依然开着开着就落了，有的留下毛茸茸的小桃，等待一抹初红点染桃尖。
即使是那些留在枝头的小桃，有的也难禁得住满城风雨吹打，小小的残体无声无息地坠到了树下。
看见这些，一刹那，我的头脑中蹦出“夭折”这个字眼，为那些明艳照人的桃花，也为那些来不及成熟的小桃。
桃花如人。有一些人，他们健全的肉体，与残缺的精神尖锐对立。他们曾经正常和完整的精神，在形形色色的重压下，猛然变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像桃花开着开着就纷纷凋落了，甚至再也拾掇不起一树完整和灿烂。
他们的人生也像一只钟表，在日复一日不舍昼夜的埋头跋涉中，走完自己或长或短的一生的轨迹。与无数钟表不同的是，他们的钟表时针、分针与秒针全盘错乱，犹如黑白混淆，楚河汉界倒置。
比如他们的婚姻——这人生轨迹中重要的印记，像极了桃花，开着开着就落了，没有结果，偶尔坐下了苦涩而脆弱的果，却时刻飘摇在风雨之中。
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爱情，曾经有，是过去完成时；婚姻，当前有，是现在进行时。但将来呢？
他们看不见，也说不出。
也许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包括当前的婚姻。
桃花劫
我是真的怕我的记忆靠不住。
从临山下来，走在回家路上，在沿河公园桥头，我邂逅了东平和他现在的妻子，他们正结伴走在爬山路上。
我和东平同居一城，相距不过几里路，但我俩却好几年没见面了。自从我调到现在这个单位，过上一种足不出户、闭门面壁的日子，像一个苦行僧，也有好几年了。我知道东平在金盛煤矿工作，这类矿一般地处偏僻的野外，离城里有几十里路，却将生活区设在了城里，仿佛只有这样矿工们才会安心工作。东平每天天麻麻亮一边睡眼惺忪地吞吐呵欠，一边尾随着同事们坐上班车开往金盛矿，到天麻麻黑又像被大赦的鸟儿，心急火燎地尾随着同事们登上班车，回到自己那个似乎阔别了一个世纪的小家。
东平是我的高中同学。在我的记忆中，他中等个子，体态瘦削匀称，生着一张标准的国字脸，有点黑，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他爱穿老蓝的涤纶中山装，似乎总是这一件，反复洗得有些发白了，从风纪扣开始，每一粒扣子都扣得板板正正，仿佛黑板上列队整齐的楷体字；脚上一双草绿的解放鞋，也似乎总是这一双，反复刷得变白了。他不爱说话，朋友少，就与他的男性同桌交往多些，但他却内秀，信手写得一笔好字，那字飘逸飞扬，纤细娟秀，仿佛出自女生之手；他还自己填词作诗，记得有一年暑假与我通信讨论古体诗词，随信附有他写的诗词，内容我已记不得了。
那时他家住在金盛矿，每逢星期六下午放假，他就骑着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出校门、上公路、过铁路，双手掌把，挺直腰杆，目不斜视，脚下不停地蹬上几十里路，赶回家中。
他的父母亲都是金盛矿的职工。因为这层关系，他大学毕业后回了金盛矿，先被分配至矿中学教书，后调到矿教育科。他的父母亲已经在城里分得了房子，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卫校生，卫校生正在毕业实习中，俩人很快结婚了。
我去过他俩的小家，第一次见到卫校生时，她已分到了矿务局医院当护士。小家不大，但一应俱全，干净雅致。卫校生年轻漂亮，活泼开朗，好像一挂风铃，一阵风似的飘到哪儿，就将快乐和活力有声有色地带到哪儿。东平像她的影子不离她左右，又像忠实的星星捧着自己的月亮，此刻的东平满面含笑，眉眼有情，写满了幸福和满足。
与许多裸婚的同龄人相比，东平的生活有房有家有爱人，看上去很美。
此后我好几年没见过东平。偶尔听人说卫校生不再为东平而歌唱，她遇见了令自己心仪的风，决然离开了东平。东平的精神像被子弹迎面穿透的玻璃，分裂成了无数锋利的小块，被迫住进了精神病院。他是带着结婚照被家人送去住院的。照片嵌在镜框中，西装革履的他和身披白色婚纱的卫校生脉脉含情相对，立在他的床头，日夜陪伴在他身边。护士怕他睹照再受刺激，命他收起照片。他闻听抓起照片，紧紧地搂在怀中，像是怕谁抢走。护士无奈，叹口气，只好听之任之。
住院期间，他每天按时服药、输液、吃饭、午休、看电视等等，曾经自由自在的时间在这儿是刻板的，被精确地计算在一定的刻度之内，没有一个病人可以逾越。他学会了吸烟，家人每次去探望他都给他送两条烟，交给护士保管，由护士发给他，一天三根，早中晚各一根，一根都不多，也不少。
直到他出院。收拾东西时，他没忘记拿过床头的照片，用袖子仔细地擦了擦，又凑近嘴边轻轻地吹了吹，放进了提包里。
回到家室内就剩下了他一个人，踱到哪儿都是形影相吊。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提包里掏出照片，操起袖子小心地擦了擦，又贴近嘴边轻轻地吹了吹，立在住院前的位置上，一眼能够看见。
住过精神病院，他的精神被贴上了“病”的标签，就像一只被烧坏的灯泡，断掉的钨丝正是病灶潜伏的大脑，它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牢牢地控制了。矿上不允许他继续上班了，给他提前办了病退，每个月领着不到一千块钱的工资。随后金盛矿因为煤采尽了，破产了，更没人管他了。
他彻底回到了家中，抬腿迈出家门，外面就是广阔而复杂的社会。但这社会却像跟他有仇似的，拒绝他，排斥他，孤立他，恨不得合谋再次将他送去住院。
年迈多病的父母亲已无力照顾他，央求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这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领着一份微薄的工资。女人不嫌弃他有病，也需要他一起抚养孩子，跟他领了结婚证，带着孩子搬进了他的父母亲为他买的新房。
眼前的东平像被孙悟空吹了口气，一夜之间变得臃肿迟缓，昔日的精干利索荡然无存。他的国字脸胖了许多，眉和眼挤到了一块，这是一种虚假的胖，从里往外透着松弛和疲软，也许是一日三顿地坚持吃药造成的。他直瞪瞪地望着前方，表情木然如一棵树，抬起缓慢的步子，直挺挺地走，他的妻子跟在他身后。
庆幸的是，他还记得我，跟我打着招呼，继续脚步不停地向前走。
之后我见东平渐渐地多了起来。冬天来了，我带着儿子到某小区内的澡堂去洗澡，在澡堂内意外地碰到了东平，方知他的父母亲为他买的新房就在这个小区。
我和东平，都除去了衣服，站在澡堂中间，裸裎相对。我们都不是天使，我们的肉体和精神仍在尘世，只是东平的精神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悄悄地攥住了，他像一只提线木偶，被带离了大地，飘浮在空中，不由自主，挣脱不得。
他的状态似乎还可以。他比读高中时话多了，简直称得上健谈，而过去他是一个多么沉默少言的男人啊，那时他惜话如金，在学校跟谁都没有过多的话，大家常常因此忽略了坐在角落里的他。我想现在的他应该与他精神上的病症有关，我感到有些悲哀，疾病在牢牢地控制他的精神的同时，不经意地也改变了他，叫他朝着相反的方向抬腿迈步。他说他每天都在练毛笔字，我又想这当然对他是一件好事，能够修身养性，帮助他康复身体。我记起他曾经写得一笔好字，眼前闪现出他写给我的信，红色横格上那洒脱清秀的圆珠笔字。接下来他说他想加入市书协，要我帮他这个忙。我了解市书协那些人，赶紧劝他不一定非加入书协不可，只要自己写着高兴就行。这时他微皱眉头，陷入了沉默当中，想着某些我无从揣测的问题，它们没有秩序与条理，就像偶尔飘过天空的云朵，被一阵风吹散了，很快又聚拢到了一块，却不是刚才那一片。他嘟囔着咒骂了一句，当时我俩都泡在浴池里，刚刚加过的热气蒸腾了上来，像雾遮住了我们，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想一定是扭曲和变形的，我的心底猛然一寒。
临走前他跟我要我的家庭电话，说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说给了他，他抖索着手，输入了他样式古旧的手机中。
一周后我们又见面了，仍然是在澡堂中。他一见我就说，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人接。我记起来了，自上次洗澡后我们一家都搬到了母亲家过冬天，当然没人接电话了。我问他有什么事，他答他想加入市书协。见他在这件事上如此执拗，我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劝他别把精力和金钱浪费在这上面。他沉默不语，但显然是不甘心。我俩并排泡在浴池中，他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个月给九百块钱，中午管一顿饭。我问他是什么工作？他答老板开车，他坐车，帮着到处送奶。我能够想象得到，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每到一处地方停下车，老板稳坐不动，他抢先下车从车上往超市里一箱一箱地搬着牛奶。送完了这一家，上车再奔赴下一家。拿惯了笔的他大概从未出过这样的力。我问他累吗？他答不累。沉默半晌，我说就是工资有点儿少。他接话茬道不少了，我一个月退休工资才一千块，中午还管一顿饭呢。他似乎挺在意这一顿饭，从开始到现在，反复说了两遍。他爱说自己退休，而不说病退，说着说着我就真的觉得他老了，其实他是我的同龄人，是疾病操纵着他的一切。
我有事先走了。他在浴池中，掉转身，面对我，趴浮着，像一只硕大的青蛙。我的鼻翼一酸，扯着儿子快步掀开塑料帘子走了出去。
看澡堂的黑脸汉子见我经常与东平一问一答，问我俩是啥关系？我答是高中同学。他叹口气，无限感慨地说，你俩是同学，你看看你现在是啥样，他又是啥样？他似乎不了解东平的过去，只清楚东平的现在。他说刚在澡堂见到东平时，东平跟他要烟抽，他不给，心想我又不欠你的，干嘛给你？后来听人说了东平的情况，生了同情，每回见了东平都主动扔给他一根烟。
东平这样的病人似乎离不了烟，住院时这样，出院了更是如此。他的妻子像住院一样，一天发给他三根烟，早中晚各一根，但这远远地满足不了他对烟如饥似渴的需求。他手头一有钱就去买烟，买来后到处藏，藏在花园里，藏在床底下，藏在空盒子中，藏在一切他自认为安全的地方。他还学会了喝酒，没患病前他是滴酒不沾的，住院时医院严禁喝酒，出院后一有机会就喝，不喝啤酒，专喝白酒，随时随地，拧开瓶盖，对着瓶口咕嘟咕嘟地吹，转眼间见了底，也许他是心里烦，觉得苦，借酒浇愁。
黑脸汉子告诉我，东平的妻子患了脑瘤，可能要做手术。东平知道后出门打工帮人送奶，戒了酒，烟还在抽。
我说了句，他也不想这样啊。
黑脸汉子回我，可他偏偏就这样了，怨谁呢？
是啊，“他偏偏就这样了”，这究竟应该怨谁呢？怨他的前妻？如果她没有出轨，东平不受刺激，也就不会得病。但话又说回来，许许多多像东平这样的家庭，妻子或丈夫的偶尔出轨，留下了一个破碎的家，和一个受伤的人，也许还有无辜的孩子，她（他）们现在不是过得还好好的吗？说到底也许只能怨东平，是他难移的本性，是他执迷的性格，酿成了这出悲剧。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东平面对家庭的遽然变故保持一颗乐观开朗之心，如果东平的思维不局限于钻那芝麻大的牛角尖，如果东平在精神受伤后能够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排遣与疏导……那么，悲剧一定不会发生，东平依旧快乐幸福地活着……
但遗憾的是，没有“如果”，一切也就无从说起，而一切早已注定。
有一次，他进了澡堂，在人群中与我打着招呼。那天下午洗澡的人特别多，你拥我挤，乱作一团，澡堂建得不够高，加上冬天窗子都关闭着，空气沉闷而压抑，烦躁在人与人之间无声无息地传递着。他刚等到了一个淋浴喷头，没等凑近冲洗，突然头向后仰，重重地摔倒在了铺着瓷砖的地板上。他眼睛紧闭，牙关咬紧，一动不动，像一只大虾蜷缩在地上。包括我在内，大家都围拢在他四周，谁也不敢上前。过了好半天，他悠悠地醒了过来，爬起来，大家涌上去问你没事吧？他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也不说话，收拾东西穿上衣服回家了。
而我最近一次见东平，是在一年多前，他在临山路上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后头坐着他现在的妻子带来的男孩，看样子他是送男孩去学校。只见他双手掌把，挺直腰杆，目不斜视，冲向前方……
他没看见路边的我，我也没喊他。不知为什么，见他这样子，我一下子想到了高中时的他，那时每个星期六下午放假，他就是这样蹬着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
桃花痴
春霞的人生是被桃花似的鲜血偶然改写的。
二十年前，她十八岁，正是一朵含苞初放的桃花。她告别高中生活，迈入大学校园，脚下铺展开一条自由宽广的路。她开始恋爱了，她已骄傲地成人，这没有错，她享有爱和被爱的权利。错的只是她将感情当作一种游戏，她是一个真正的玩火者，玩着远比火危险和疯狂的感情。
这场三角形的感情游戏，发生在她和两个郭城师专的男生之间。她懂得三角形有稳定性，这也没有错，错的只是她将这定理硬生生地套在了活生生的感情上。她自以为她是倾国倾城的女王，他俩都是她忠实的奴仆，俯首帖耳听任她随意摆布和支配。
他俩从各自的端点出发走向对方，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一起。他们都顽固地相信春霞是无辜的，是对方像一块牛皮糖似的在纠缠她，他们有义务帮助她从对方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这桩公案从愤怒的眼睛开始，到冲动的嘴巴，最后拔刀锋芒相对，酿成一死一重伤。
两个人的家庭都将愤怒和怨恨一股脑儿地集中清算到了春霞身上，他们暂时搁置下了悲痛和嫌隙，空前团结地汇聚在一起，声势浩大地闯入校园，要当场打死春霞偿命。春霞像一只被紧紧追赶的兔子，筋疲力尽了，也无处躲藏，面对许多充满杀气的脚步和面孔，没见过这阵势的她一下子疯了，眼前老是有红的刀子、白的血在飞舞，四处迸溅如雨，连光芒四射的阳光都是鲜红的万道血柱，她不停地脱自己的衣服，脱了外衣脱内衣，直到一丝不挂。
玩火者春霞终于引火烧到了自己，这成为她人生不幸的源头。
这件事轰动一时，到处流传，被郭城的无数舌头嚼来嚼去。
发生了这样的事，春霞自然不能在学校待下去了，她回到了家中。她的家庭条件不错，父亲是一个私营企业老板，见她变成了这样，眼睁睁地没有办法，狠狠心将她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了。
一个精神病人，只要他（她）住过一次院，就被永久贴上了危险和卑鄙的标签，好像霍桑笔下与女主人公形影不离的“红字”，一生追随着他（她）。在整个社会的同谋和臆想下，他（她）成为人类不可救药的对立面，被像病毒一样孤立和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
在郭城周边，有两家成规模的精神病院，一家就叫xx市精神病防治院，另一家是市立二院。后者是按照序数排列的，郭城人都知道它看的是什么病，从来不会进错门。但郭城人一般不会叫它们的本来名字，他们习惯了按照它们所处的地名指代它们，它们就变成了冒庄和麦穰集。这两个地名本为两个村庄，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指代明确的符号。假如有一天一个郭城人忽然说另一个人该上冒庄了，意思是说这个人的精神有病了，该送到冒庄医院住院治疗了；或者有人说麦穰集放假了，却是暗喻面前这个人是一个精神病人，趁着麦穰集医院放假来到了这儿。这些听似隐晦实则清晰的说法是生活中的段子，在谐谑中包含着对精神病人的嘲讽、歧视与偏见，却在我们会意的笑声中被悄悄地消解了，风淡云轻，水波不兴。
而现实往往是他（她）只要在类似冒庄和麦穰集这样的地方住第一次院，接踵下来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至长期待在里面，没了自由，被隔离在社会之外。
春霞梦靥似的经历正是走过了这样一条曲线。她反反复复地住院和出院，本就白净的她变得更白了，原来的苗条没了，取代的是臃肿，这都是长期住院治疗造成的。
第三次出院后，她结婚了，对方是她父亲企业的一个大学生。说来他俩相识还有一番戏剧性。那晚天下着雨，她骑着车子从东往西走，他也骑着车子自西向东来，俩人的车子迎头撞到了一起，两双眼睛擦出了火花，这也许就是所谓一见钟情。她看上去正常极了，甚至有些羞涩，红云飘上了脸。他想现在会脸红的女孩已经不多了，就在那一刻，她走进了他的心里。俩人推着车子，说了一路话，互相留了联系电话。
后来，她到她父亲的企业去玩，碰巧遇见了他，才知他就在这儿工作，更加欢喜了。她的父母亲也很高兴，女儿的终身大事终于有了着落，他们寄望于她开始新生活后，能够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他俩的确过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日子。生了一个女儿后，她的病不可遏止地犯了。有一次，她趁家人不注意，偷偷地抱着刚满月的女儿溜出门，搭上出租车来到火车站，说是要坐火车去北京找毛主席，叫毛主席看看他的亲生女儿。幸亏家人及时发现了，追回了她和孩子，从此却不敢让她独自和孩子待在一起了。但百密难免一疏，终究让她逮着了机会，她将女儿丢到了盛满水的大缸里，说要教她学游泳，女儿在一番痛苦地挣扎后，无声无息了，她拍着巴掌在旁边叫好。她的老毛病又犯了，脱了上衣，露出浑圆饱满的乳房，出门朝街上走去，哪儿人多她往哪儿凑，白花花的上身在阳光下刺人眼睛。家人拖回了她，她不甘心，寻来一根绳子，交叉勒着自己的两只乳房，仿佛它们是有罪的，本该受此刑罚。她的上身密密匝匝地捆着小拇指粗的绳子，紫一道红一道的，像是睁着许多哀怨的眼睛。
他忍受不了她，坚决跟她离婚了。
她被送去住院了，这已经是第四次。
我在冒庄医院看见她时，她穿着竖条纹的病号服，正坐在病房的床边，见我走近猛地站起来，笑嘻嘻地说：“我十八，你八十。”
我愕然。陪同采访的护士告诉我，她见谁都称自己才十八岁，她的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她的十八岁，停留在那件被鲜血改写的事情上。
她兴奋地跳着，响亮地拍着手，念念有词道：“我十八，你八十，你比我年轻。”
护士长看不下去了，嚷道：“十床，你又胡闹了！”
她像被抽去了脊梁骨，顿时蔫了下来。
年轻的护士逗她道：“十床，出了院干什么？”
仿佛答案就在嘴边，她脱口而出：“出院还要结婚。”
答完她似乎想起了什么，缓缓地退后，坐到床边，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中。她一动不动，像一个会呼吸的雕塑，刚刚因兴奋而发亮的眼睛重新变得黯淡而呆滞，两颗眼珠仿佛被施了定身法，牢牢地定住了。
谁都不知道她此刻正在想些什么，我们只是猜测她在想过去的那段婚姻，这属于正常的思维，我们是在以我们自己的思维来套她的思想，也许她偏偏不是这样想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表面的安宁和平静之中，她的头脑正在高速运转，想着她自己的某些问题，它们没有秩序和条理，像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也没有答案和结果。
我悄悄地走出病房，任由她一个人坐在那儿思想着……
她出院后看上了一个小伙子，据有人说，他和那个被捅死的男生长得有点儿像。她狂热地爱上了他，同时她认为他也爱她，她像影子一样追踪着他，直到看着他上楼进家，仍然在楼下徘徊等待。他终于发现了，也听说了她的情况，开始故意躲着她，不久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女孩。他不再躲她，与那女孩大摇大摆地走过她面前，举止亲昵，有说有笑，根本不看她一眼。想想也是，他本就与她没有一点关系，甚至连认识都不认识她，一切都是她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她受不了了，认为是那女孩横插一杠，在纠缠着他。她偷偷地揣着小刀，默默地跟着他们，又看见他俩亲密说笑的样子，她的血一下子冲上了脑门，再也忍不住了，跑上前攥着刀划向女孩的脸颊……
她再次被强制送进了医院。
这次，她的病情明显加重了，住院时间比哪次都长。
后来，我听说她出院后不久，在一个清晨，在自己家的卫生间，将自己吊在了粗粗的管路上。
谁都猜不透她究竟是怎么想的，才会有此决然的行动。
但我想，那一刻，她一定是清醒的，这叫一直活在十八岁的记忆中的她羞愧难当，为十八岁后那些混乱而浑噩的日子。
血在她的身后，她没选择倒下，而挑选了一条向上的通道，飞升如一缕轻烟……
桃花累
有一个女人，业余喜欢写点东西，在网上贴了这样一段文字：“其实，能够疯掉，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免去了多少烦恼，回归了多少纯真，卸掉了多少牵挂，袒露了多少真情……”
看到这儿，我不以为然，笑她矫情。这明显是正常人的思维，透着哗众取宠的意味，属于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典型心理。如果，我是说如果她是一个精神病人，有着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烦恼，她自己因病与身俱有的，同样因病带给周围的亲属们的，那么，她还会认为“能够疯掉”是一件幸运的事吗？
就像人不是鱼，无法体会得到鱼畅游水中的快乐一样，一个正常人也无法真正体验得到一个精神病人的痛苦和烦恼。
也许，世上最痛苦最无奈的事情就是脑子坏了，这让一个人的“司令部”被彻底摧毁了，理智和冲动没了分界，从此他（她）的思想错乱，言行像脱缰的野马不受支配，整日活在一个人的泥泞和混沌中。
在我的周围，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与我偶尔在街上碰到的这类人相比，大都有一个安定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亲属们接纳着他们，照料着他们，没办法了将他们送去住院，使他们不致于流落街头，凄凄似秋风落叶，惶惶如丧家之犬。
亚子正是他们中的一位。
亚子是我的大学同学。我刚认识他时，没看出他有什么不正常，也许怨我粗心大意，又也许他那时病得不厉害，看上去跟大家没什么两样。
他的性格外向，好说爱笑，嗓门大。有人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鸭子鸭子”地叫来叫去，他也笑呵呵地嘎嘎答应着。还有人说他长得像希特勒，他也的确长得像希特勒，连说话的腔调和动作都像，当面开涮叫他希特勒，他就一边应声一边学着盖世太保行礼，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渐渐地交往多了，我发现他有说大话、爱撒谎的毛病，他滔滔不绝地倾倒着那些虚夸的话，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最初我相信，听得多了，我发现他的言语左右冲突，前后矛盾，同一时间分身有术地出现在不同的地点，他肯定已经忘记了前面说过的话，后头的话又如一个个浪头接踵涌至了，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断裂和混乱。他浑然不觉，继续脱口营造着一个个肥皂泡似的谎言，这些谎言密集而单纯，像俄罗斯套娃，一个套着一个，都与我们隔着一层薄薄的空气，探出食指轻轻一捅就破灭了，什么都没留下。我觉得他有些可怜，再听他说什么，就认为他兴高采烈的表情，激情四溢的语气，带有强烈而夸张的表演性质。这时我还没真正地认识到他爱说大话、喜欢撒谎是一种病带来的，正是这种病让他无从控制自己，谎话张口即来，脸不红心不跳，也让他从不为此自责，更不为此愧疚，这次“表演”完了，下次依然如故。而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这种病的附庸和衍生，是它的生动形态和显著特征之一。
直到他与丽萍短暂的戏剧性交往。
起初他俩出入校园成双结对，形影不离，像是一对真正的恋人，没有人怀疑他们不是在谈恋爱。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他们翻脸了。从同路人到陌路人，仿佛是一眨眼的事，谁都弄不清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丽萍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她像是不认识亚子似的，一眼都不愿多看他，偶尔迎面碰到了，就阴着脸斜着眼恶狠狠地剜他，如同面对一个仇人。倒是亚子开始没完没了地纠缠她，到宿舍去找她，半路拦截她，无一例外地遭遇的都是冷脸和打击。这期间他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爱丽萍与丽萍何干”，他的爱狂热而盲目，像一把危险的熊熊烈火，肆意燃烧着四周。
他终于突发奇想地要去丽萍家跟她的父母好好谈谈，他一直固执地认为问题出在他们身上，是他们影响和左右了丽萍，施压和操纵丽萍离开了他，他坚信只要做通了他们的工作，丽萍也就会回到他身边。他兴冲冲地来到丽萍家，敲门进去，站着说了自己是谁，没人搭理他，迎接他的是一通冷酷而坚硬的拳脚，他被打出了门，抱头滚下楼梯，跌跌撞撞地溜了。他仍不死心，继续上门要好好跟丽萍的父母谈谈，一次次地遭到了迎头痛击，一次比一次下手重，他的脸上、额角甚至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口，殷殷地往外渗着血。他终于被打怕了，嘴里仍喃喃自语“我爱丽萍与丽萍何干”，但声音已经逐渐微弱了下去，就像火苗缓缓熄灭了。
听丽萍说，她身为医生的父亲一眼就看出亚子的精神不正常。
我们恍然大悟。联系到亚子以往的种种表现，他的偏执，他的信口说大话、爱撒谎，等等，我们相信了。
记得有一次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份当地报纸复印件给我们看，上面介绍着他读高中时在教室勇斗歹徒，被狠狠地在头顶砸了一板凳的事迹。
也许从那时开始他的脑子就坏了。
也有人说，他是躲在窗外偷窥某老师的妻子换衣服，被某老师发现了，当众痛骂并狠揍了一顿，就成了这样。
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都慨叹于一件小事，抑或一个错误、挫折，就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一个人，让貌似强大的他（她）沿着现实偶尔出现的裂缝，直线坠落无法回头，最终成为眼前这模样。
好歹挨到了毕业，他却没能如愿分配到某机关，而被分到了某乡镇小学。这对他有流放甚至隐含着惩罚的性质，于他又是一个打击，他愈加一蹶不振了，病情也日益严重了。
隔上一段时间，他便不知道从哪儿给我打电话，带给我一个又一个“惊喜“，比如他说他到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回来了，即将去某县任副县长了；又比如他说自己到某镇挂职了，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在黄河边的一座城市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却不戳穿它们，捏着话筒一言不发地听着，待他亢奋而快速地说累了，我默默地挂上电话。我清楚他只是需要一个听众，一个倾诉的对象，他憋在心中的话在高速运转的大脑怂恿下，太需要释放了，其他后果他是不计的。有一年春节，他从厦门给我寄了一张贺卡，上头写着充满激情的话，仿佛是为了证实他曾经说过自己调到了厦门工作。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如此想的，也许他仅为了炫耀。
一天傍晚，他坐着一辆微型面包车来家里找我，告诉我他要结婚了，邀请我去喝喜酒。
我因家中有事没去成。后来我去看他，见到了他新婚的妻子——一个粗眉大眼的农村姑娘，随后听到了他更多的消息。
他的家境不错，父母亲早早地进城在郭城街上贩布做生意，挣得原始积累后买地盖起了自己的二层门市房，在繁华的闹市还开有旅馆。他人在乡镇小学工作，吃着皇粮，端着铁饭碗。近年提高教师待遇，反复地调整工资，他拿到手的已是一份不菲的收入。
他的妻子家在郭城北部山区，地薄收成低，家中姊妹多。经媒人介绍了解了亚子的家境，他旱涝保收的教师工作，她就点头答应了。当然媒人隐瞒了亚子患病的事实，否则，这桩婚姻也可能成不了。此前亚子的父母亲也托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些女人，她们不是到处打听知道了亚子的事，就是在与他有限的交往中发现了他的精神不正常，纷纷都不愿意了。
有这种毛病的人，虽然心理残缺，精神分裂，但肉体健全，生理通畅。这就叫亚子像正常人一样，也有性的需求和渴望，或许是由于患病的缘故，他似乎比正常人有更强烈更旺盛的需求和渴望。性这个东西，说小很小，就是一次身体之间的亲密接触；说大很大，等同于一日三餐对一个人的意义。
亚子结婚后他强烈而旺盛的需求和渴望有了去处。他的妻子很快怀孕了。有人见他妻子挺着大肚子上街，好心问他：“你老婆什么时候生呀？”他反问道：“我老婆怀孕你是怎么知道的？”问者啼笑皆非。
亚子犯病了。他妻子如梦初醒。事情至此，她不哭不闹，专心待产，同时攥着亚子的工资，每个月除给他留点香烟钱外，其余都存了起来。
女儿降生了，亚子给她起名叫大雨。郭城人大都重男轻女，拼了命想法子要个男孩，有了女儿的亚子也不例外。他又添了个男孩，叫大雷，逢人便大雷大雷地说个不停。
儿女双全的亚子完成了他的传宗接代任务。他已经不能正常上班，单位照顾他，要他在家休息，工资照发。他一次次地出入精神病院，稍见好转，就回到了家中；看看不行，收拾东西又去住院了。他在家庭和精神病院之间来回奔波，到后来发展成不是住在精神病院，就是在去精神病院的路上，家都难得一待了。
眼睁睁地看着辛苦攒下的钱都交给了医院，一双儿女生活无着，他的妻子彻底绝望了，狠狠心撇下儿女，悄悄地跟人跑了。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大家都说，如果她继续待下去，迟早有一天恐怕连她都得步亚子的后尘疯掉。
她是一走超脱了，可她那一双幼小的儿女呢？
他们稚嫩的童年尚且需要哺育，又怎么扛得起亚子这座大山呢？
亚子似乎真的成了不可避免的累赘，像一座山横亘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绕也绕不开，躲也躲不掉。是社会先冷漠地拒绝了他，后来妻子又绝望地抛弃了他，然后他就与一双儿女隔着医院相依为命。
谁能给他指明一条通往春天的道路？
在那儿，桃花不再夭折，幸福终成正果。
